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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吴去说，吴回我须和李济之先生说，因那时傅做政府的抗敌工作顾问等事忙去了，李则代理所长。我就去问李可否让一两个舱位给元任带一个女儿先走，我们以后再说。李很快回我，赵太太我们听差的都有职务的，暂不能让，元任事慢慢想法子。但是那时弄一个舱位比登天还难，故那时的我，自然容易多心的，我就回他，元任连一个听差的都不如了，好！我就自己另想办法。杨步伟：《杂记赵家》，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９７页。杨步伟想法搞到船票，让赵元任先到汉口，几天后她也带着孩子随后赶到。李济本该扶老携幼举家南迁，忽又临危受命，押送南京存放的国家文物溯江西去重庆秘藏。领着一家妇幼逃难的竟是七十多岁的李权老人。
杨步伟写道：找到旅馆后一看李济之的一家也在那儿，在这时大家见面比亲人还亲了。李老太爷更是关心得不得了，说一下船大家都分散了，他们是由考古组先到的人员给安排的旅馆。……１９３７年年底，赵元任家和李济家的女儿逃难时在长沙湘江边。从左到右：赵新那、李凤徵、李鹤徵、赵如兰。（李光谟提供）
想不到第二天日本的炸弹跟着来了，在汉口市外放了几个炸弹，市内的人自然更恐慌起来了。王慎名正在想办法弄火车给我们到长沙，我说先去看看唐李二家吧。一到旅馆，李老太爷就和王谈起同乡来了，问给我们如何设法走？我说现正办交涉火车位子。李老太爷对我作揖说我们也照赵太太以前办法给小耆即李光谟。先带走，其余再说。……
我看李老太爷的急法，只希望我把孙子小耆带走，因汉口日机已来了炸了市外一两处了。我和王慎名商量，可否再和吴国桢商量商量，能否多挂一辆车给这些人都带到长沙再说，不能的话就多带一个是一个，因在南京临走时唐擘黄也再三托我关照他太太和小孩们的。王说不用找市长了，他现在也是忙得不得了，站长是赵先生的学生，我打电话问问他有没有办法。……车站上回话答应可以另加一节车，但是须有二十个人以上才好意思挂车。我赶快说不止二十个，一共二十七个人呢。杨步伟：《杂记赵家》，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１０２—１０３页。几十年后，逃离南京的情景在李光谟心中还仿若昨日，他说：“记得我们全家老少三代在南京下关的长江码头登船启程时，于波滚浪涌的江心，禁不住回首眺望居住了三年多的石头城，默念着何时才能重归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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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流寓西南（1）
第一节暂栖长沙
长沙，岳麓山下湘江之滨的这座千年古城，在战乱中骤然膨胀，混乱无序。史语所和中博院分住在长沙城内的韭菜园、圣经学校等地。此时，傅斯年代理中研院总干事，史语所的担子托付给了李济。
石璋如回忆：在长沙组织的管理委员会，以管理圣经学校为主，经常开会。来长沙不久，敌人又来轰炸，于是委员会另行组织巡逻队，警报期间，其他人要去地下室躲飞机，每个所派出一个人组成的巡逻队就要巡查有无间谍在外头发信号引导敌人。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１８５—１８６页。那时，空袭警报时常拉响。惊惶中，人们纷纷躲防空洞或地下室。然而有一天，警报还没来得及拉响，日本飞机已猝然临头。敌机来了，真的就轰炸圣经学校附近，就是学校对面的巷子一带，梁思成全家住在巷内一栋小楼上，当时梁思成到圣经学校躲警报不在家。警报过后我们去到梁家，看见小楼的楼梯被炸毁了，还挂着东西，但是没有楼梯上不去，很惨。家眷幸好也躲到别的地方去了，没有事情。另外一件惨事就是在路上发现不知从哪里来的、还穿着*的女人大腿断肢，真的很惨。另外一件惨事就是我们出去巡逻，所有的同人在研究室宿舍内，遇到空袭就要去地下室躲警报，高去寻走到楼梯台阶，还未下去时，由于后头有人往前推挤，将高先生撞倒台阶上，高先生被撞断牙齿，顿时满嘴鲜血。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１８５—１８６页。炸开的断壁残垣和四处燃烧的烟火，又在催促流浪者继续逃离。史语所及其他迁在长沙的文化教育单位，包括南下的临时大学北大、清华、南开在长沙临时筹组的大学，即西南联大的前身。等，停留三个多月后，决定再度西迁。考古组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将率大部队撤退，同行的有胡厚宣、郭宝钧等；青年研究员李景聃、石璋如、祁延霈等家乡沦陷，亲人生死未卜，急于回乡寻亲；刘燿、王湘等人，早已打算投笔从戎，赴前线杀敌。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初，李济召集众人在长沙郊外的小饭馆“清溪阁”聚会。
“未言心相醉，不再接杯酒”。刘燿从事田野考古七年多了。１９３１年春，他还是河南大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傅斯年率史语所历史组同人岑仲勉、全汉升、劳榦、王崇武等在长沙圣经学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学国文系学生，参加史语所的殷墟发掘，后留所作研究生，１９３４年升为助理员。他参加过小屯、后冈、卫墓及大赍店等地的发掘，独立主持了山东日照瓦屋村的发掘。田野上他已度过了七个春秋，足迹遍及河南山东等地。此时，他刚刚完成瓦屋村发掘报告的图版及器物草图的制作部分……寒风中的刘燿端起酒杯喊出，“国将不国，何学术为！抗日第一，爱国为先”，然后一饮而尽。
未完成发掘报告就投笔从戎，同人对他既景仰又惋惜：一个搞考古的一生能接触到地下文物，多少带有运数的意味；这种遗憾，极可能就是终生。把酒话别，湘水呜咽。当日的细节奔泻在石璋如的笔下：我们叫了两桌菜，菜没来之前先叫酒。当时大家志气都很激昂，都先喝酒，用小酒杯喝，有人素来酒量不大，像董作宾先生就有“董文抿公”之称，不能喝，李济、梁思永先生酒量也不太大。由于在田野久了，像王湘、刘燿、我、祁延霈几个山东、河南人，喝酒比较爽快，就喝将起来。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１８８—１９０页。师长李济，自１９２６年主持山西西阴村发掘至此，已有十多年的考古经历。而今山河沦陷，百姓涂炭，该如何面对抗战救国和田野考古这一矛盾？他无意劝阻刘燿等人，只想说服自己和留下的同人：“我们是否也应该赶赴前线，与日本鬼子决一死战；考古这种工作，在现处的环境中是否是一种浪费？我们并不懊悔选择的这份职业，但那放下铲子扛枪赴前线打仗的冲动是完不了的，是异常强烈的。”李济例举英国的埃及学家裴居离爵士，欧战期间正在考古现场，也想拿枪投入卫国战争，然而冲动的情绪最终服从理性的调遣。于是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众人：“现在我们既然没有机会表达我们这种志愿，那就只有继续我们原有的工作。”１９３７年，日本人第一次轰炸长沙时，李济夫人（左三）与杨步伟（左四）到小吴门附近的现场探访。（李光谟提供）
第六章 流寓西南（2）
萧萧秋色，慷慨悲歌。几十年后倾注在石璋如笔下：几人先说“*万岁”，这是第一杯酒，大家都喝。第二杯喊“中央研究院万岁”，第三杯喊“史语所万岁”，第四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