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假设允许我做大胆的预测的话,我想,在未来的日子里,二十一世纪恐怕仍是男人为主、女人为从。女权是民主政治的产物,专制时代只有君父,政治受难者的妻子当选民意代表是一种政治反抗,与女权无关。
问:你觉得现在台湾夫妇之间,以及男女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
柏杨:我们是一个没有文明的社会,一些暴发户有了钱以后,不知道该怎么花,只好拼命玩女人。一个社会必须长期富有之后,才有文明,文明不是要有就有的,一个没有教养的人,给他五千吨黄金,他也不晓得该怎样对待异性!但我们可以肯定:女权的地位,一定会提高,谁也挡不住。而在提高过程中,女性固然辛苦,男性同样也很辛苦。不过有一点,那就是把肉体只献给一个人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将来,只有少数心灵圣洁的男女,才会重视贞操。
问:“性”和“政治”在某些方面很类似,比如说“性”这种事,可以做,但不可以讲,政治也是这样,明明很多人在做,嘴巴上偏偏就是不说。此外,“性”重视象征性,“政治”也是,常用许多间接的方式来表露,却不能直接表露。再者,“性”和“政治”都会造成“无力感”,上床太多会无力,政治搞多了也会无力,这点也很类似。
柏杨:我认为不见得类似,性是迷人的,政治也是迷人的,没有一个人不对性有兴趣,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对政治有兴趣。性固然可以和政治扯上关系,但是其他东西同样也可以和政治扯上关系,因为政治毕竟太广泛了,从整个文明发展来说,政治带动的东西太多了,它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强大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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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铁不成钢·不满都是爱(5)
问:有一种说法是性的欲望愈强,对很多事物也会有较强的企图心,极力地想去争取权势、名利等等,你的看法呢?
柏杨:我的印象似乎相反,性欲软弱往往使权力欲加强,像是老年人年纪愈大,性的能力愈低,但夺取权力和金钱的欲望,可能比年轻时更激烈,所以孔丘警告人说:“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对政治而言,性不是唯一的主宰力量。
问:台湾由于色情泛滥,几乎任何行业都可以和色情扯上关系,如理发厅、三温暖,甚至卖槟榔的,都可以和色情挂钩,有人认为当政者有意透过这个管道(当然也包括吃喝玩乐),让大家尽量把精神消耗在这上面,以降低人们对社会上的不满或是对政治的欲望。你认为呢?
柏杨:这种看法似乎是对当政者估计太高,或太泛政治化,当政者没有这种眼光,也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不要把“性”看得这么严重——而应该对“梅毒”、“艾滋病”、“堕胎”看得严重,否则很容易造成社会悲剧。这只是“爱不爱”的问题,没有必要把它政治化,也不要把性定位,认为它可以拴住男人,或可以拴住女人。性开放对社会有稳定作用,当然性开放有它的规则——当事人要了解他在做什么,以及它的后果,不了解自己在做什么的性开放不是性开放,只是传统的淫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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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变幻莫测的中国(1)
访问者中山恒彦先生·翻译者张玲玲小姐
文载1988年9月25日台北《中时晚报》
过去,作家柏杨在台湾因言论色彩遭牢狱之灾。然而,今年他的两本书《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你受了什么诅咒!》却堂堂登上日本的畅销书排行榜。日本人显然对柏杨好奇,更对中国人心理的深层结构好奇。
问:您书中说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是“酱缸文化”,首先请问您为何以此命名?
柏杨:所有的文化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生命体,有积极前进期、停止不进期和衰竭后退期。
这是一个民族所面临的各种时期,有些民族进入衰竭期后,没有复兴的力量,于是该民族就会灭亡,例如古代的巴比伦、埃及。而有些民族到了这个阶段,却会自我反省,然后变得比以前更有活力。
中国是一个和古埃及同样古老的国家,中国的文化虽然还没有灭亡,但是也没有复兴,所以我说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我认为,中国的文化太古老,而且已经沉淀了,这便是我所谓的“酱缸文化”。也就是说,中国人现在正沉沦在有如无底沼泽般又深又臭的“酱”里面,像蛆虫般挣扎、受苦。
问:不过我以为,中国人不管是生活在哪一个国家,也不管社会体制如何改变,都不会影响到他的“中国人性”,这难道不表示中国文化的强势吗?
柏杨:这并没有什么矛盾,在某一方面说,正表示中国人甘于屈辱。
问:为什么中国人的文化会衰竭呢?您对这一点有什么看法?
柏杨:我不是医生,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只不过我已活过大半年纪,也有过各种经验,今仅就个人经验来谈一谈。
一个文化的衰竭,和人体的衰老一样,每个文化有每个文化的原因。中国文化衰竭的原因,其中之一是儒家思想,它使中国人的思想僵化。另一个原因是长年的贫穷和连绵不断的战乱。你想,人如果长期挨饿,头脑也会因为营养不良而衰坏,渐渐变成白痴吧。
问:您所著的《丑陋的中国人》在日本成为畅销书,而且在华语圈中也受到热烈喜爱。您认为它为什么会成为畅销书呢?
柏杨:我认为中国人已经走到了转变期。像我被捕入狱时,我八岁的女儿在一夜之间长大成人;一个民族在经历大战乱之后,是不是也会突然之间成熟起来?
是不是由于历经各种战乱、各种灾难后,我们开始检讨是不是武器不管用了?还是教育失败?……但是,很多想法都不足以拯救中华民族。
中国人已开始在想,大家是不是都觉醒了?是否这个文化到了需要转变的时候了?现在的中国人似乎有一个相同的困惑。
中国人的人格正在逐渐成长,带着一颗健康的心,精神和肉体都在成长。不会再欺骗自己说:自己没有任何缺点。
我认为正视自己的缺点,是需要很大的智能和勇气的。如果不能面对真正的自己,就会衰败。
改变一个文化是十分困难的;从自我批判中改变自己,更加困难。可是我认为中国已开始改变,尽管变得不多,只要有改变就好。
问:请描述一下您心目中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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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变幻莫测的中国(2)
柏杨:我曾在某本书上看到,日本人旅行时,都会举着旗子,大家跟着旗子走。而中国人一下车,立刻各自散开。
去欧洲旅行时,曾经听向导说:“我非常喜欢当日本导游,可是拿那一套对付中国人却行不通。”因为日本人会跟着旗子走,而中国人不会。
日本人每个人出钱,跟着旗子走。中国人却认为,大爷我出了一万元,即令是向导,也得听我的。
日本人习惯集体活动,可是这样发展下去,个人是不是会变得比较弱?中国人的自私性太强,正如孙文说,成了一盘散沙。
问:我明白了。我们日本人也可以称做“丑陋的日本人”,特别是作为一个经济动物;我们在世界上的评价并不是很高。您认为日本文化,有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柏杨:像守秩序、守法、彬彬有礼,都值得学习。“遵循规则”这件事,对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是一种美德。
问:西洋人在批评日本时,常说日本人会为现实目的发挥能力,却没有思想或哲学上的动力或背景。所以我们以守规律为荣,可是我们也警觉,日本人要在国际舞台上昂首阔步,还需要不少时间。
柏杨:我不是日本人,我想这一点应该由你们日本朋友自我反省。不过我倒想提出两个想法。
首先,欧洲人对其他民族都有一种歧视,瞧不起中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另外,对日本人而言,我们中国人确实也很奇怪。
例如,中国和日本交流已经有好几千年,也一直互相往来,可是中国却从来没有侵略过日本。反倒是最近几十年间,日本变强,便开始侵略中国。正如我所说的,中国现在十分贫困,是一件可耻的事,但是这个现象的造成,你们日本人难道不该负责吗?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曾赔偿日本八万两白银,这笔钱存在银行里,现在已可值二千亿到三千亿美金了。
另外日本的文部大臣也辩称:日本不是侵略,而是进出中国。日本人不是从来都不把对方摆在平等地位,总认为中国人贫穷、愚笨吗?所以才敢大言不惭地说日本不是侵略,只是进出中国。如果我们中国进出日本,也说是为了保护日本不受韩国人侵略,这话讲得通吗?
所以我希望各位日本友人,多多帮助中国人,至少应把我们当成平等的朋友看待。
我很高兴在这里生根(1)
访问者张笠先生
文载1989年1月9日台北《自立晚报》
剧变的八十年代台湾社会,传统的游戏规则一一被破除,民众的声音在街头激荡,政治的革新令人目不暇给。对应于社会的激变,敏锐的写作者有什么感应和冲击?
问:1895年《马关条约》签定,台湾割给日本。日本为了统治台湾,在条约中规定台湾人国籍的选择方式,变卖产业回到中国或在台湾登记做外侨等等。生存在台湾本土的人,一百年来似乎都面临国家认同的困惑。因为战争造成人伦乖离的现象,你认为造成乖离的症结在哪里?有没有办法打破这种乖离的状况?
柏杨:您刚才已把问题解答出来,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战败。战胜了当然就没有这个问题,战败就是这样子。
问:您是说因为战败产生这个问题……
柏杨:是的。假如说没有战败,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好比法国,战败了就把阿尔萨斯、洛林两省割给德国,战胜了再把它要回来。二次世界大战最初德国胜利了,再把它拿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