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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的反应之所以不同,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在不安地等待被谴责。在战争期间,自由派曾批评政府不该背负愧疚的重担。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以及众多知名教授发表公开声明:“我们决不否认当权者对战争负有的责任。但我们也相信所有参战强国都是有罪的。”和平条约发表时,不同政见的德国人都看到最深的恐惧已成为现实。
尽管自己的政府质疑自己的智慧,但布罗克多夫·兰曹仍固执地抨击231条款,这是为了推翻赔偿证据,而不是荣誉。5月13日,他写信给协约国说,“德国人民不愿看到战争,也决不会发动侵略战争。”他还在另一个更详细的备忘录里一再重复这个问题。协约国则寸步不让。“我不能接受德国人的观点,”劳合·乔治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并没有开脱战争责任。”威尔逊尖刻地说:“显而易见,德国政府说的话,我们一个字也不能信。”请求停战时,德国已经承认侵略和责任,克雷孟梭代表四人会议说,“今天再想否定已经太晚了。”231条款是年轻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推动起草的,是一种折中赔偿,已成为《凡尔赛条约》中对德部分以及随后历史中——乃至英语世界中不公正、不公平的重要象征。
5月7日凌晨4点,德国人拿到了和平条约。美国救助行政官员赫伯特·胡佛被报信者惊醒了,刚从媒体上抄下来的条约副本呈现在他面前。与其他人一样,他也是第一次看到完整的条约。所有条款褊狭的视野及其伴生的影响令他担忧。他无法再入睡,漫步到巴黎空旷的街道上。天渐渐变亮,他恰巧遇到英国代表团的斯马兹和凯恩斯,“我们都这样认为,”胡佛多年以后回忆,“条约中许多内容可能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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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的出版使许多和谈者的不安明朗化,但是这种不安是源于和平条款本身,还是和会本身,抑或是世界的未来,或是他们自己的未来,难以说清。美国国务卿兰辛一直是愤恨的旁观者,他发现条约证实了他对谈判代表威尔逊的最坏担心。他草就了一个尖锐的备忘录:“和平条款表现出的粗糙和羞辱性令人不可思议!许多条款根本不具可操作性。”仍在为自己俄国外交的失败而伤心的布利特在克里昂酒店组织了美国年轻代表的聚会。“这不是一个和平条约。”他说,他们必须集体辞职。十几个人表示同意。他将桌饰撕成碎片,并将红玫瑰奖给和他一起行动的人,而将黄色长寿花给了未行动的人。在辞职信中他谈到觉醒,谈到威尔逊的原则,谈到美国理想主义被出卖,为贪婪的欧洲服务。关键是布利特使自己的文字直接发表了出来。
英国代表团的反应也是相似的。尼科尔森觉察了这种情绪。“我们充满信心地来到巴黎,因为将要建立新秩序;但当离开时,我们看到新秩序只不过是玷污了旧秩序而已;我们来时像威尔逊总统的虔诚学徒;离开时却已是背叛者。”英国因为创造了“帝国主义和平”而宽恕了自己;而将所有过错都归咎于意大利和法国。在英国,对于卡其布军服选举(利用紧张局势博取多数人投票的选举——译注)的情绪已经消散,并且对德国越来越宽容。坎特伯雷大主教声明自己对条约感到“非常不舒服”。他演讲,他呼吁,为“一个伟大而重要的群体,而这个群体总是沉默,并且没有正常的渠道向媒体进行适当的陈述”。
当然,法国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批评家抨击条约太软弱了,一部分右派觉得太粗糙。他们的抨击对公众的作用微乎其微。许多法国人认为克雷孟梭已经尽其所能争取到了最好条款。“光荣而鼓舞人心。”这是一个记者的描述。无论如何,对于重开一轮令人疲倦的谈判他们丝毫不感兴趣。5月29日,当德国递交详细的意见报告书时,法国媒体痛斥:“厚颜无耻的标志”,“可憎的插科打诨”,“傲慢自大”。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惊呼,他所能发现的关于德国的话语都是这样地“下流而缺乏道德”。
相比之下,德国人给英国人和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亨利·威尔逊对德国没有任何帮助,他在日记中写道:“德国鬼子的所作所为未出我所料——他们驱赶着由四匹马拉的大马车,长驱直入,打破了我们的条约,然后递交一份完全是自己的版本,以十四点原则为基础,比我们的还具有一致性。”不幸的是,恰在那时,莱茵兰的分裂主义者在法国军队支持下策划毫无结果的独立阴谋。6月1日,莱茵河沿岸的几个城市四处贴满了布告。这些布告要么被愤怒的群众撕毁,要么遭遇了莫测的沉默。夺权尝试可耻地失败了。布罗克多夫·兰曹立即向克雷孟梭提出强烈抗议。6月2日,威尔逊和劳合·乔治将莱茵兰驻军发来的控诉法国阴谋的报告出示给克雷孟梭。劳合·乔治认为协约国需要重新审视对莱茵兰15年的占领。
劳合·乔治确实在反思整个条约。他充分认识到,长远来看,一个虚弱且极有可能是革命性的德国在欧洲中心并不符合英国的最佳利益,似乎也不符合他自身的政治利益。在赫尔的一次递补选举上,鼓吹“一个有益的、及早的、没有仇恨的和平”的候选人战胜了联合候选人。他最亲近的同僚提醒,英国公众不会支持一个粗糙含糊的条约。5月30日,协约国收到了德国详细的意见报告,该报告反映了他与英国同僚曾就此进行的多次讨论,比如3月底在枫丹白露。代首相波纳·劳发现德国反对意见在“许多细节上非常难以回答”。劳合·乔治也这样认为。而实际上德国人是对协约国说:“你们有一整套的原则,当它有利于你们时,你们就推行,但是,当它有利于我们时,你们就置之不理。”
最具雄辩才能的批评家是斯马兹。“我的悲伤难以言表,”他写道,“这是我们的政治才能导致的。”他还有这样的言论:“这是一个建立在错误基础上的让人难以忍受的和平”,“我们现行的可笑的政策”,“骇人听闻”,“极端的”。“德国几乎不可能执行这个条约。”赔偿条款也不具操作性,并且是“杀鸡取卵”的行为(斯马兹自己对赔款金额包括协约国士兵的养老金、孤寡补偿金等做了估算)。对莱茵兰的占领和将德国领土移交给波兰“使欧洲的未来充满危险”。他非常疑惑怎能签订这样的条约。劳合·乔治尖刻地问他,按这样的逻辑,那是否应该将西###交还给德国。他回答,“从很大程度上说,西###与现在的文明世界所承载的负担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但斯马兹并不打算放弃。
6月1日,倍受这些干扰的劳合·乔治召集英国代表开会。英国政府几个重要部长,包括财政大臣奥斯丁·张伯伦、印度大臣蒙塔古以及头天晚上从伦敦赶来的国家战争大臣邱吉尔都参加了会议。斯马兹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和平条款将会“在欧洲制造一代的政治和经济混乱,从长远来看,英国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并补充说,“解决方案中法国的要求太多”。人们对协议有普遍的抱怨。“德国对法国的憎恨,”邱吉尔说,“不只是人性的弱点。”一向寡言的南非总理博塔上将说,当天是他和米尔纳爵士签订和平条约结束布尔战争17周年纪念日,“那一次适时地为大英帝国挽救了南非,我希望这次能恰到好处地挽救世界。”会议一致同意并批准劳合·乔治返回四人会议,以要求修改德国与波兰边界问题、赔偿问题、莱茵兰占领问题以及虽小但具争议的条款。另外,他将要求对德国做出承诺,即德国可以尽快参加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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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劳合·乔治告知四人会议,他的同僚们没有批准他在目前这个条约上签字。他们不同意英国军队进入德国以及英国海军继续封锁。威尔逊和克雷孟梭对于返工已经千辛万苦完成的工作感到很头疼。两个人断定劳合·乔治害怕了。“这让人厌烦,”威尔逊告诉美国代表,“人们都说担心德国不签字,这种担心是基于条约草拟时各自所持的立场。”私下里,他说劳合·乔治似乎是“自己没有任何原则,只根据最后一个人的建议做决定:这种权宜之计是他惟一的指路明灯”。威尔逊不打算改变任何已确定的内容。克雷孟梭只会在次要事情上让步,他在四人会议上指出,他竭力争取使他的人民接受这一立场;如果做更多让步,他的政府就会垮台。从劳合·乔治回忆录里的观点看,他不建议做重大改动,只要求使条约更好地与威尔逊自己的原则保持一致。
随后是两个星期频繁而激烈的讨论。有报道称,威尔逊曾对劳合·乔治说,“你让我恶心!”最后,劳合·乔治做出了实质性让步,上西里西亚人民可以公民投票决定是留在德国还是加入波兰。否则,他将不可避免地激怒他的盟国。劳合·乔治打算缩短对莱茵兰的占领期。但克雷孟梭毫不退让,他对豪斯说,即便是14年零364天也不行。最终进行了微调,以使占领军与德国行政部门及平民之间的矛盾最小化。在国联,协约国只向德国确保,当觉得条约非常可行时他们才会批准。
劳合·乔治在赔偿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