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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在联邦贸易委员会教授政策课的时候，就目睹了这些情形。公司付费给“专家”证人来作证，他们的论证刚好足以支持客户，同时又不必出卖自己的职业道德。20世纪90年代，我在劳工部工作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专家”变得不顾廉耻了。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深受爱戴的教授和华盛顿智囊团的“高级研究员”在国会听证会、监管会议，甚至在他们一定也很了解的华而不实的媒体上作论证。他们很少会让别人知道他们受雇于与他们的结论利益相关的公司或者贸易联合会。
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之间，更多的专家抛弃了职业道德，因为在这段时间，商业竞争加剧了，经济利害影响更大了，而且公司及其说客愿意向专家支付更多钱。就像其他可以交易的商品一样，如果价钱合适，良心也是可以收买的。
在这些年里，专家证人成了公司在联邦地区法院进行法律诉讼的法定组成部分。诉讼往往不是发生于公司与政府公诉人之间，而是发生于争夺竞争优势的公司之间，例如控告对方侵犯专利或者版权、从事违反反垄断法的掠夺性商业行为、废除合同或者使合同变成一纸空文、强加或规避债务。参与诉讼的专家通常提供互相冲突的数据和分析结果，让法官及其工作人员花费无尽的时间归纳整理。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司之间的法律诉讼成了联邦法院中增速最快的诉讼类型。
被淹没的民主（5）
大规模立法斗争造就了大量收入颇丰的专家。根据《纽约时报》发表的内部预算文件，在2003年，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预计联邦医疗药品福利提案会引发争议，于是拨出100万美元的预算授予“经济学家智能回音室—— 一个由经济学家和思想领袖组成的常设网络，一个通过论文和证词来反对联邦价格监管控制的快速反应团队”。在国会正式考虑医药福利案之前的几个月，贸易集团为研究和政治机构出资200万～250万美元，“以建立智力资本，并从可靠来源获取更大量的信息”支援医药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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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作为公民的声音——与我们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声音相对——正在被淹没。我们甚至可能会丧失自信：作为公民不得不说的问题是否重要？造成这样的状况并不是因为大公司通过共谋将我们作为公民的声音淹没或者边缘化，而仅仅是因为公司争相投身于日益升级的政界竞争，以求获得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这种不断升级的竞争，使华盛顿和其他州府城市中的游说声日渐喧嚣，以致即使公民大声呼吁，政府也难以听到这些不和谐音。超级资本主义已经蔓延到政治领域，淹没了*制度。
政治竞争有多种形式。当选的官员蒙恩于公司的说客，他们从客户那里为这些官员筹集了越来越多的竞选捐款，同时这些官员担心选举对手们可能会取而代之得到这笔钱，因而向说客及其客户勒索更多的捐款。国会听证会和监管过程中充斥着越来越多的来自代表不同公司或行业部门的专家证词和文件，而这些公司或行业部门将受到那些即将出台的政策的潜在影响。法院中满是公司律师提出的诉讼，指控监管调查结果或程序有利于某家公司或者行业内的某些部门，不利于其他公司或部门，或者指控法院审判的结果有利于某个政府公诉人，不利于某家公司。报纸和广播也在日益频繁地宣传那些由公司所聘请的公关炒作高手为美化公司而编造的故事，或者是为了保护公司、对其竞争对手聘请的公关专家所编造的故事予以回击。
随着竞争的升级，进入政治竞争领域的成本也在不断增加。没有财团支持的个人和组织很少能突破重围。位于华盛顿的“公共利益”组织仅靠相当于公司游说预算中一小部分的资金维持运营，而在华盛顿之外则很少有政治关系。网络是一条募集竞选资金的有效途径，博客世界是一种发表观点、发泄挫败感的喧嚣的方式，然而，这些网络论坛和政策制定者并没有直接或是系统的联系。
另一方面，曾经就公民所关切的问题仗义执言的机构几乎已消失殆尽。华盛顿仍然存在工会组织，它们的选举捐款依然十分重要，特别是对于*党而言，但是它们已不足以对那些对劳动者有巨大影响的决策有强大影响力了。负责考量“公共利益”的管理机构已经被大大削减。立法者对地方性的利益集团的关注也越来越少，即使它们组织成全国性的联合会，也不会得到更多，因为立法者要花更多时间为募集竞选专用款而向公司的政治行动委员会、高层管理人和说客寻求更多的资金支持。政治回报仍然源源不断，但已不再符合行动的初衷了。比如，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曾经在1944年一手促成了《退伍军*利法案》的出台，而现在这类联邦组织已经风光不再。与《退伍军*利法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4年克林顿推动立法，尝试提供惠及全民的健康保险计划。尽管该法案在**会获得了提案，但克林顿的立法机构仍然归于失败。其中部分原因是该提案过于复杂繁冗且官僚化。另外，还因为它缺乏广泛的工商业组织支持。各家公司的游说反对来势汹汹，同时克林顿也没有建立有效渠道，动员民众支持。
转向的政治（1）
最近这些年来，“公司的社会责任”已经成了关于*资本主义悖论的假想答案。在今天的商学院里，它是人们讨论的热点，比如，2006年，超过一半的工商管理课程的负责人要求学生们至少选修一门与此相关的课程。超过80％的公司招聘人员表示，商学院毕业生应该对该课题有所认识和了解。每年关于这个主题的公司研讨会要举办几百场。成千上万的公司高层管理人认真聆听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顾问们阐发其重要性。世界上顶级企业的CEO及政府官员，每年聚集于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严肃地讨论这一问题，并对他们的使命发表宣言。此时，众多“社会责任审核员”正在评价公司在这一方面的表现，数百家公司拿出漂亮的公司报告，鼓吹它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拥有全职工作人员、网站、时事通讯和基金理事会的非政府性组织制定了社会责任方面的公司行为规范，并根据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为它们评级。全球至少有800家共同基金宣称它们致力于此。1999年，在达沃斯发起的联合国全球契约列出了企业的社会责任目标，截至2006年，已经有超过3000家公司签署了这一协议，英国甚至为此委派了一名部长。
这些行动绝大多数是严肃的，有一些还产生了正面影响。但是几乎所有行动都发生在*流程之外，几乎没有一项能改变游戏规则。如果我们把它看做*资本主义的新形式，就是没有真正理解超级资本主义的逻辑。它也使我们的注意力偏离了更加困难同时也更加重要的工作：保护并推进公共利益，避免超级资本主义将政治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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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兴趣愈加浓厚与对*制度信心的下降密切相关。现今，改革者们常说，他们发现游说公司高管比游说政客更容易；他们认为，推动某些大公司改变它们的行为方式比试图修正公共政策更为有效。世界资源研究所所长乔纳森·拉希说：“政府在环境问题上没有发挥其领导作用，而产业界却越来越乐于对此发表看法。”
对政治的嘲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拉希的观点仍然令人感到奇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政府之所以无法发挥领导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些年来大公司越来越有效地阻止了政府在环境或者其他可能会让公司作出它们不想作出改变的问题上有所作为。为什么产业界想努力阻止政府涉足某些问题，而它们自身却越来越乐于对那些问题发表看法呢？当然，在公司中，致力于加强公司社会责任感的人，通常不会同时积极游说反对要求公司强化社会责任感的法律规则，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主流现实：在超级资本主义条件下，出于竞争的原因，整家公司必须坚决拒绝做任何有损于公司业绩的事情——对于任何无益于赢利的事情，都不会优先考虑。
对于*制度的嘲讽也可能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分散我们改革*制度的注意力。诚然，在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国家中，公民很少能借助国家本身的*政治来影响大型全球性公司的行为，但是很明显，美国或者欧盟的公民不在此列。任何希望在这些庞大而繁荣的市场从事经济活动的公司都必须遵守这些国家的法律。甚至加利福尼亚州也可以制定本州的环境法，因为很多全球性公司都希望进入那个广阔市场。而且，总部位于美国或者欧洲的全球性公司大都需要参与重要的全球性市场活动——星巴克的采购量在全球咖啡产量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麦当劳在世界牛肉和鸡肉市场占有很大份额，沃尔玛是世界最大的零售商，家得宝是全世界最大的独立木材和木制品的采购商。因此，美国或者欧洲的法律就可以控制相当大的一部分全球性公司的行为。这些庞大而强有力的国家的公民由此认为，与通过*进程来让公司更具道德感相比，直接作用于公司本身更有效。他们完全错了。
转向的政治（2）
大公司如此热情地接受公司社会责任的原因非常容易理解，这样做可以得到舆论的好评、取信于大众。一份宣称公司将致力于履行社会责任的宣言也许同样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