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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切,大和政权统治者不可能不做一番仔细考量。
但与此同时,大和朝廷也确实有与大唐帝国一决高下的强烈欲望。
百济的覆灭对日本大和朝廷来说,也是极其重大的损失,这意味着它失去了一个盟国。如果听任百济亡国,日本在半岛上的利益将被彻底清除。
再者,日本实施大化改新以来,国内矛盾迭出,朝堂之上以及背地里的权力斗争从未消停过。在改革过程中利益受挫的旧豪族明目张胆抗拒改革,改革派的核心成员之间也是关系微妙,对领导权你争我夺。以中大兄皇子为首的改革派虽然有能力对政治异己实施铁腕,但是他仍旧时时受到有形或无形的掣肘,他对已经在手的权力没有安全感。
鬼室福信和僧人道琛迎回原百济王子扶余丰,试图在政治上进一步为自己增加砝码。
在此后大半年的时间里,扶余丰在日军的护送下,先后三次往返于半岛与日本,在日本大和朝廷的主导下,策划所谓的“复国大业”。
但扶余丰的回国并未平息百济残余势力内部的权力斗争。鬼室福信除掉僧人道琛之后,挟持着扶余丰,继续对唐军进行袭扰。
公元661年(唐龙朔元年)10月,大漠南北的铁勒发生叛乱。 。 想看书来
七 日本在忙什么(6)
12月,日本试图支援高句丽,齐明女皇遣水师北上,停泊在百济沿岸的船只失火受到一定损失,但仍起到了声援的作用。
公元662年(唐龙朔二年)2月6日,百济境内的唐罗联军到达平壤,远道送来所剩不多的粮草。由于远征作战,后勤补给困难,加上天降大雪,唐军在高句丽战区的军事进展不顺。唐初名将庞孝泰和他的十三个儿子全部战死,庞孝泰所率岭南兵全军覆没。高宗皇帝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
由于在高句丽战区的战事失利,高宗皇帝在命令撤出围困平壤的主力部队之后,给屯兵百济熊津城的刘仁愿下发圣旨:为避免孤城不可守,发生无谓的消耗,率部队撤至新罗境内,如果新罗王金法敏挽留他们镇守新罗,则在新罗待命;如果新罗拒绝,就乘船回国。
撤军诏书于4月送达。刘仁愿所部几经生死,思归者众,战争进行得十分艰苦。唯有刘仁轨认为应该坚持继续留镇百济,并说服众将。
扶余丰与鬼室福信以为刘仁轨部接到圣旨必然会撤军,于是放松警惕,并派遣使者传达:“大使等何时西还,当遣相送。”
公元662年(唐龙朔二年)7月,刘仁轨抓住敌军麻痹大意的有利战机,主动出击,在熊津江东岸有力地打击了鬼室福信所率领的百济残余,并且赢得赫赫战功——连续攻取支罗城(今属韩国全罗南道)、尹城、大山(今属韩国忠清南道)、沙井等城外设下的百济军营。
此时,熊津江畔的险峻要塞真岘城仍在百济残军手中。
真岘城临江高险,又当冲要,鬼室福信加兵镇守。刘仁轨则乘胜追击,并果断采取夜袭战,组织敢死先锋爬上城头,黎明之时,唐军里应外合,一举破城。
大唐高宗皇帝于7月30日在洛阳城里获得战报。为巩固战果,高宗皇帝应刘仁愿所奏,诏发淄、青、莱、海之兵七千人,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大总管,浮海赴百济,以援助刘仁愿部。同时,大唐朝廷授扶余隆为百济郡公、熊津都督、马韩道安抚大使,随军前往,从而结束了刘仁愿对熊津都督一职历时近两年的代理兼任。
这就形成了以大唐“百济郡公”扶余隆与伪“百济王”扶余丰抗衡的局面。
孙仁师部在德物岛(今韩国京畿道西海中德积岛)休整并商议对策,决定首先从百济中部突破到达泗沘城。他所选择的登陆地点倭济联军布防薄弱。
孙仁师部出其不意,越过熊津江口直下古沙夫里城,并于当地大破守备日军,初战告捷。
此后,大唐中央政府将古沙夫里改名为古泗州,其首府县易名为“平倭”县,并树碑立传,以纪念这场成功的登陆破袭战。
公元662年(唐龙朔二年)12月,大雪纷飞。扶余丰以临时首都周留城为山城,远离田亩,不便经营农商为由,计划迁都避城(今属韩国全罗北道)。他的日本顾问团则认为避城与新罗领地之间的路程一夜可达,迁都此地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而且周留城山高溪隘,易守难攻。扶余丰没有听从他们的建议,执意迁都。
第二年早春,即公元663年(唐龙朔三年)2月,新罗军队攻取占与避城相接的四座要塞,新都避城岌岌可危。在新罗军的军事压制之下,扶余丰被迫再次迁回周留城。
八 中日千年第一战(1)
公元663年(唐龙朔三年)3月,日本天智天皇以援助百济复国为名,派第三批日军登陆朝鲜半岛——上毛野君稚子、阿倍比罗夫等将领率二万七千人。
这支部队是日军插手朝鲜半岛的主力部队,它的战略目的是寻歼战斗力不强的新罗军,并争取通过速战的方式击溃新罗主力军,扩大战果的同时等待后援部队,寻求战机与其他日本集团军联合展开对唐军的决战。
4月,大唐在新罗属地设立鸡林州大都督府,以文武王金法敏为鸡林州大都督、左卫大将军,正式将新罗纳入唐朝羁縻统治体系。
由于日本的中途参战,致使战争天平忽然发生了晃动。
按照正常的逻辑,唐军应立即南下,解除日军对新罗军的压力。
但历史的事实是,唐军按兵未动。
原来刘仁轨将军对百济叛军的内部权力构成和斗争局面已经洞若观火,有理由相信他在百济残余势力内部安插了十分有效的情报网络——百济旧将鬼室福信素有威望,与旧王子扶余丰的矛盾正在一步步激化。扶余丰已在公开场合有所表现,不能容忍鬼室福信所取得的巨大民意力量和军事实力。鬼室福信也在伺机除掉这个已经失去实际地位的王子。
据此,刘仁轨得出结论,百济残存势力内部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发生严重内讧。此时唐军宜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只要鬼室福信一死,百济残军必定更加不堪一击,届时出兵将达到事半功倍之效果,可以最小的军事代价取得最大的战略目的,而后挥师南下,日军主力部队面对强悍唐军将独木难支。如果采取另一种战略,即为解除新罗方面军一时的军事压力贸然出击日军,将使百济残余获得逃生的机会,一旦其军力扩大,唐军将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日本派遣使者犬上君来到高句丽,希望达成军事互助。5月1日,犬上君回到百济,晋见扶余丰。就在这一次的合谋中,日本与扶余丰达成了共同除掉鬼室福信的共识。
6月,上毛野君稚子、阿倍比罗夫所率第二批日军攻陷新罗两座要塞,但并不能根本性扭转战争的总格局。
扶余丰与鬼室福信的相互猜忌愈演愈烈,最终,扶余丰在日本人的协助下,将鬼室福信势力完全清洗,百济残军的指挥大权落在日本天智天皇册封的“百济王”扶余丰手中。
百济叛军上层的内讧,给唐军的军事部署创造了条件。渡海而来的孙仁师部与刘仁愿部顺利会师,唐朝驻军上下“兵士大振”。新罗方面军也在金法敏的率领下,长途奔袭至泗沘城,在7、8月之交与唐军百济战区主力部队会合。
泗沘城此时的城防力量构成为:原刘仁愿所部唐军一万人左右,原熊津都督王文度部下数千人,再添孙仁师后续驰援兵力七千人,唐军方面总兵力为两万人左右;新罗方面军为原驻军七千人。将数年战争消耗因素考虑进去,此时泗沘城防大概由两万多唐罗联军构成。在此次会战中,新罗方面进行举国军事动员,进发到百济境内的新添兵力约有四万余众。这一部分新罗援军的大部分分散充实在其他要塞。
同年8月17日,唐罗联军军事部署最终商定:由刘仁轨、扶余隆、杜爽率领一百七十艘船、两万军士由水路行进,刘仁愿、孙仁师及金法敏率三万余人由陆路进发。
新罗残军方面,本有可作战力量数万人,但经历数年相持苦战,也有不少消耗,并且作战能力较弱,已不是对抗唐罗联军的主力。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八 中日千年第一战(2)
日本方面先后派出四批集团军到达百济旧地:
第一批由朴市田来津所率领五千众。朴市田来津是圣德太子时期重臣秦河胜之子,这批人也是扶余丰得以除掉鬼室福信的军事保证。
第二批由阿昙比逻夫率领,计舰船一百七十艘,兵力一万七千人。
第三批日军规模最大,即由上毛野君稚子、阿倍比罗夫率领的两万七千人。阿倍比罗夫出自阿倍氏,他在出兵百济之前一直过着戎马生活,征讨虾夷长达三年之久。
第四批日军是由庐原君臣率领的一万人。
先后抵达百济的日军共计六万人。
日军将领大都出身于大和朝廷旧贵族,士兵来源几乎遍及列岛各地。由此可见,这场战争对日本来说是一场全国动员大战。
日本的第一步战略推进意图获得了实现,虽然受到新罗军的勇敢抗击,但是善战的上毛野君稚子率军开进原百济国南部,以凌厉攻势顺利夺取了新罗军占领的两座城池,数月后成功将新罗军赶出百济南部,使得新罗援军与唐军主力的联络通道受到阻隔。
由此,“白江口”之前倭济联军的兵马在七八万以上,在人数上略多于唐罗联军。
第四批日本援军到达百济旧地之后,屯兵要塞,与周留倭济联军取得联系,并做出军事部署:8月28日在白江口会师之后集结重兵进击唐军所在地——泗沘城。
日军把握战机,主动进取,勇于进行军事冒险的战术特征在公元7世纪就已经显露出来。
8月24日,由扶余丰以及日本将领朴市田来津第一批援军所组成的接应部队经由水路向集结地白江口进发,并辅以百济陆军与水军呼应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