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摄入自己的镜头。
正是用这部相机，张艺谋拍出了很多不错的作品，其中不少发表在《中国摄影》杂志上。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厂大门口贴了一长溜高校的招生简章。许多年轻人为此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而直到1978年，张艺谋才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
肖华给他当助手，替他整理资料。5月，张艺谋争取到一次出差北京的机会，去了趟北影。负责招生的老师看了他的作品集，面露喜色，这么多年来，他们招收了无数学生，摄影水平达到这种程度的，还真极少遇到。因为无论是艺术造诣还是生活历练等方面，那些应届生都不能和张艺谋相比。再看张艺谋，看上去年龄就不会小。一问，28岁，比北影招生规定的最大年龄限还是大了6岁。
这些老教授们也是爱惜人才的，他们不忍挫伤张艺谋的积极性，告诉他，北影在西安设有招考点，他可以直接去那里报名。
回到西安，张艺谋前去报名。可是，年龄是死规定，人家爱莫能助。和张艺谋一起报名的人都领到了准考证，却根本没他的分。
好事多磨。肖华的姐夫王涤寰酷爱摄影，1966年就曾报考过北影摄影系，只是因为“文革”才没能入学。其后，他一直自学摄影，在北京艺术圈有不少朋友。他看过张艺谋的作品，认为国家急需人才，应该破格录取张艺谋。为此，他替张艺谋在北京四处活动，最后找到了和他交情颇深的老画家白雪石先生，求白老帮忙。白老看了张艺谋的摄影作品，也认为人才难得。
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是位外交家，也是一位艺术家，他常常利用周末邀请一些艺术家到自己家做客，白雪石是座上宾之一。就是利用这种关系，白雪石将张艺谋的作品带到了黄镇家。为了此事能够成功，白老先生还想了个计策，先没有将作品交给黄镇，而是交给了任文化部秘书长的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华君武看后，大加赞赏。接下来，白雪石才将作品和信交给黄镇。黄镇同样非常欣赏，当即指示华君武，对于特殊人才要破格对待，要他亲自处理此事。华君武因此给北京电影学院打了一个电话，转达了黄镇部长的意见。
那是一个反对特权的年代，北京电影学院认为这种做法不合规矩，专呈文化部一份报告，反复强调张艺谋年龄大，学摄影不合适。
黄镇部长看了报告后作了批示，说年龄大，少学两年，四年长了，上两年也行嘛，人才难得！
为此，华君武亲自前往北京电影学院跑了3趟。最后张艺谋终于取得了入学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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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恋爱（1）
张艺谋接到的并不是录取通知书，而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电报和一封信，都不是直接给张艺谋本人的，是给咸阳国棉八厂的，通知张艺谋速赴北京。
张艺谋说，如果真的像其他学生一样考试，尤其是先考专业然后考文化的话，他还真的过不了这一关。功课已经丢了这么多年，且摄影系还要考数理化，这些是张艺谋的弱项。他曾夸张地说，如果要考这些，他可能会得零分。尤其是当年入学前要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而这一项他根本没有可能通过。
正因为有黄镇部长的批示，所有这些全免了，张艺谋被破格录取了。
肖华心情复杂了。当年的大学生那就和旧时代中举一样，众星捧月；而且又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将来毕业后肯定会从事电影事业，和一个女工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远了。张艺谋为了向肖华表示自己并不是陈世美，主动在国棉八厂开了结婚介绍信，和肖华领了结婚证。
在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张艺谋是年龄最大的一个，又在农村以及工厂干过多年，他看上去整个一农民，与其他学生完全不一样。其他不仅仅经历了5月份的专业考核，还经历了7月份严格的高考，这两项考试合格后，还要经历比这两项考试更加严格的政审，不少人就在政审这一关被刷下了。有些人甚至连考了3年，都在政审一关碰壁。张艺谋呢，既没有高考，也没有政审，就这么进来了。
那时候，人们对开后门搞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可这些不正之风正处于抬头之际，荒野蔓草般杜之不绝。由于“文革”遗风还存在，任何人有任何不满都可以贴大字报，张艺谋刚进校不久，便有人贴出了他的大字报，指责他是走后门进来的，是长官意志的结果。他的入校根本就是对现行高考制度的挑衅，还是以前工农兵学员的那种搞法。后来，张艺谋几次谈起此事颇有些委屈。他说，这件事显然只有学校高层知道，而学校高层之所以招收他也是因为受了来自文化部的压力。他说：
当时电影学院为此很恼火。我一进校，就有人贴大字报，揭露1978年高考里边的黑幕和长官意志干扰正常招生工作。别人都以为我跟黄镇沾亲带故的，其实一点儿都没有。我没见过黄镇，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帮我带作品的华君武我也没见过。我见过白雪石，那时候他帮我把这事办成以后，我还送给他一个礼物——我们厂生产的尼龙丝袜子，很便宜。我记得我买了两打送给他，一打3块钱，当时老头没要，就给了他女儿，也不知道人家用没用。
同时，张艺谋也承认，刚入学那阵，他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来，他觉得难以承受这种压力，想逃回西安去。
有关这些压力，张艺谋写给肖华的信中并没有谈及。肖华说：“张艺谋到北京之后很快来信详细讲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情况。信中不厌其烦地介绍了学校的食宿、课程，同时也告诉我他们班同学中有许多名人子弟。学校还给每人发了一架海鸥相机，到学校半个月就看了五六部参考片。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信中还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提出建议，要我设法调回西安。”
从肖华这段讲述可以看出，张艺谋虽然有些困惑，总体来说，还是非常兴奋的。在那个时代，能够看到参考片是一种身份象征，“文革”期间那可是高干和高干子女的专利，普通人是绝对看不到的。不仅如此，大学生这个名头，在当时也是高人一等呀。能够摊上这样的好事，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再说，在这里可以系统地学习，又可以接触到很多人，对于如饥似渴的张艺谋来说，获得的一切足以抵消那一点点不快。
尽管肖华表示，对于他们的爱情她是有信心的，可实际上他们之间的距离正在一步步地拉开。肖华的父母毕竟是南下干部，若说将一个子女调回西安工作应该还是有能力的。但肖华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状，她看上的是厂职工学校的英文老师这一职位，也确实通过努力获得了这一职位。
肖华也承认：“张艺谋去北京上学半年之后，和以前相比最明显的一点改变就是特别关心起我的衣着和容貌，这种关心几乎到了事无巨细、一概过问的程度。1978年寒假里我曾告诉他，我准备做一条蓝裤子，由于忙于别的事，做裤子的事就搁置了下来。开学他回北京后，几乎每封来信都提这件事，要我把裤子做得时髦一些：
不再恋爱（2）
“宁长勿短”，他强调裤子一要臀部包紧，二要长及脚面（当时正流行喇叭裤）。他认为衣服要少而精，标准是穿着好看。有一次他在北京市面上碰见一种春秋上衣，认为很不错，因为没钱买，就在信中详尽地描述了这件衣服的样子，还附上正面、反面图样。在他看来，大众化的衣服没有多大意思，穿衣服一定要有独特性，自己穿的别人很少穿，才能显示个性。我所处的工厂、学校是在乡间，教师要为人师表，我不敢走得过远，所以就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这使他有些恼火，说我思想僵化，不能欣赏美，负了他的一片苦心。有时候措辞十分尖刻，我不由得感到委屈，感到伤心。
我这样地爱他，为了他能上学有所作为，我甘愿一个人尝受孤独寂寞之苦。为了他在学校里生活得好，在同学的面前不显得紧巴、寒酸，我倾其所有，而他却刺伤我，我隐隐感到他对我正在失去兴趣，开始变得冷淡起来。我为自己的处境流泪了。我在给他的信中流露出了这种情绪，谁知他却大发雷霆，说我的多疑影响了他的情绪，指责我不理解他，是个需要别人安慰的“小孩子”。像这样的小摩擦，时有发生，很折磨人。
肖华暗想，或许是因为距离才这样，如果两人能够在一起，这些小矛盾自然就没有了。1979年暑假，她决定去一趟北京。恰好两个玩得来的女友也很想去北京，因此约好一起去。肖华将此事写信告诉了张艺谋，没想到张艺谋非常恼火，马上回了一封信，责怪她做事太欠考虑。他说，你们3人来京，若一同住在肖娜（肖华的姐姐）家，正值暑期，住宿非常不便；这尚且不谈，我要同你们一道出去，但我却在城里没地方住，难道我大热天每天往返百里不成？再说几个人一同去玩，简直是负担，到头来撇给我一大堆没完没了的纪念照。跟你单独一起我才愉快、舒适，我们本可以安安静静地度过几十天时间……
张艺谋的这些话并非完全不在理。也可以看出此时张艺谋的心态已经不再是恋爱心态，而是夫妻心态。同时，也显示了肖华和张艺谋正在拉开距离。
1981年暑假，张艺谋和肖华一起回插队的地方。到达西安玉祥门汽车站，离开车的时间还早，两人准备去买早点吃。炸油条的摊前围了很多人，在排队。肖华准备去买，张艺谋拦住了他，示意让他去，还神秘地指了指胸前的校徽。那个卖油条的姑娘看见了他的校徽，竟隔着几个人把油条递到他手里。他为此十分得意，一边吃着一边问肖华：“怎么样？灵不灵？”
回到插队的村子，张艺谋忙着给全村四五十户人家每家照一张全家福。有的要求给家中老人单独照，以备后用；有的托人来说儿子要相对象，想单独照一张给对方看。张艺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