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访调查。最后，又拿出了第三稿设计方案。
第三稿设计方案将原来的四层楼，改为两层楼；把原来院落之间的“绿地”，变成了菜地。其最大特点，概而言之，由“一心、一带、两环、多聚落、发散式”组成。所谓“一心”，指处于中心位置的千亩荷塘；所谓“一带”，指贯穿整个村落的手工艺和文化创意产业景观带；所谓“两环”，指千亩荷塘周围的旅游休闲环和外围的产业经济环；所谓“多聚落”，指采用“林盘”的空间形态形成三个集中居住聚落；所谓“发散式”，指建筑房沿千亩荷塘布置散落在林盘田间，既有传统农村聚落的形式，又有质的变化。
这套方案，很快得到500多户村民的认可。
2010年11月30日上午，我来到传说中的鹿坪村“鹿鸣河畔”，但见星罗棋布的田地上，散布着大小不一的林盘，林盘掩映着10多栋二层小楼。这些小楼聚集成若干个小院，每个小院都有一个小坝子，分别坐落于林盘之中。村民既可用小坝子来晒谷子、麦子和玉米，又可以集中堆放农具。至于鸡窝、猪圈等，也都统一设计安排其中。正如主设计师廖强所言，如果你坐在一架飞机上向下俯瞰鹿坪村，首先看到的是，农居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村落；但一旦接近地面，你又会发现，在林木掩映中，是鸡犬之声相闻的农家院落。
面对眼前的“传奇”，我既惊喜，又感叹。
的确，这一设计方案所体现的乡村重建主题，既不是传统中的乡村那样，无序建筑，分居四处，自由散漫；也不是简单地把村民凑合一起，共住高楼；更不是把城市小区的固定模式，克隆到乡村；而是在集中建设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村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甚至生存、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从而建造了一个既实用又享受的别具一格的舒适新居。
张佳副局长说，这套规划设计方案是在节约土地、相对集中的前提下，兼顾了原汁原味的农村风貌、未来产业发展空间、城市公共服务功能，适度地分散了农户居住点，让农民生活习惯不变，又能享受到城市的生活标准。并且这套规划设计方案，充分利用了当地丰富的石材，规划了石材加工厂；林盘可以种植适宜当地气候条件的毛竹、桃树、核桃，以及中药材，既可美化环境，又能增加收入；根据当地千亩荷塘和林盘的资源，预留了核桃、猕猴桃、中药材、莲藕等农产品的深加工区域；设计了乡村客栈、民俗博物馆、手工艺和文化创意产业景观走廊，以自助式旅游和乡村游为主打，吸引游客……总之这是一种规划设计理念的创新，这种创新不是简单的重建，而是结合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让灾区在重建中得到提升和发展。鹿坪村只是灾后重建中的一个“试验田”。
而在我看来，乡村重建，除了规划设计必须科学合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尊重民意，体现民意，服从民意。一句话，要民主建房，而不是霸权建房！所谓民主建房，就是要像有的村民说的那样：“我的房子我当家！”就是要让老百姓说了算，而不是当官的说了算，更不能搞什么“政治形象工程”。如果老百姓不满意，住着不舒服，不自在，什么工程都是无用工程，什么工程都是豆腐渣工程！而所谓的重建“中国最美乡村”，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一句大话，一句废话！ 电子书 分享网站
2．我的房子我当家（4）
事实上，走访中我了解到，民主建房，始终贯穿于整个灾区的重建工作中。除了上面谈到的鹿坪村“鹿鸣河畔”，还有都江堰的天马镇，也是典型的一例。
天马镇有12个村，12个村除了4个受灾较轻的村实行了原地自建外，其余8个村全部实行的是统规自建。面对灾后重建涉及的种种矛盾，镇党委、政府在充分走访群众、收集群众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通过村民自治组织形式，让受灾群众积极参与到灾后重建中的监督、管理、协调中来，并在各村民主选举出一些正派公道、威信较高、对建筑施工又有一定特长的人，分别组成灾后重建议事会、监事会和协调小组。这就真正捍卫了“村民自己建房、自己说了算”的原则，同时也化解了建房中的各种矛盾，有力、有序、有效地推动了灾后重建的速度。
比如，金华村的3组、5组，有部分村民开始对坡屋面建房要求不认可，觉得造价太高，不符合实际，要求修平屋面。镇上、村上干部多次给他们做工作，还是不同意。后来，协调小组成员凭着他们懂建房技术的优势，和他们多次沟通，并帮他们一起算账，说坡屋面不仅美观大方、坚固耐用，而且造价也大不了多少。最后，通过协调小组成员耐心细致地讲解，他们完全接收，还对协调人员表示感谢。还有金陵村的2组、10组，有不少村民都认为，设计单位提供的户型图不符合使用实际，要求重新更改。于是协调小组将群众好的建议、好的点子收集起来，与设计单位反复沟通，直至村民们认可了设计单位的户型图后，才开始施工建房。
而向峨乡的鹿池村，坚持的则是“民主决策三步骤”的原则。其“三步骤”是：
第一，由村民提议。村民集中居住，不是简单的搬个家，它还涉及到如何重建、如何服务、如何发展产业、如何管理小区等问题，千头万绪，非同小可。因此，为了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村干部通过小区的“院坝会”（即在院坝子里开会），先把政策统统告诉村民，再让村民以户为代表，反映村民最关心的切身利益和意愿，最后再酌情开展工作。
第二，由议事会审议。按照程序，村里先成立村民议事会，议事会成员由各村民小组选举产生。平时，议事会成员先负责收集汇总各小组的群众意见，再提交村民议事会审议。在议事会的讨论中，看哪些问题是内部矛盾，通过协调就能解决的；哪些是大家最关心、最迫切的事情，必须马上解决的；哪些办法是大家都赞成，可以马上实施的；哪有矛盾还不清楚，有待作进一步调查的……总之通过议事会审议这种形式，让很多矛盾、问题愈加清晰，解决起来更有把握，更有方向，也更有效率。
第三，由村民代表会决议。作为全村的最高决策机构，议事会将审议通过的意见和实施方案提交村民代表会议表决。三分之二以上否决的事项，村委就不执行；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的事项，村委马上组织实施。而且在实施过程中，还必须由监事会监督。
…………
由此可见，群众的房子怎么建，政府说了不算，只有群众说了才算；而只有群众自己说了算，才叫真正的民主建房。尤其令人感叹的是，在紧迫而艰辛的灾后重建中，灾区村民不仅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而且还用自己最难得的民主权力，把忧愁与绝望化作了梦想，将废墟与瓦砾变成了新房，这不仅是四川灾区的进步，也是中国乡村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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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虹口不再流泪（1）
在汶川大地震中，灾区倒塌、受损的房屋，80％都集中在农村和小城镇。为什么？因为长期以来农村和小城镇的建设，从选址、布局到建设，均缺乏科学的规划与设计、规范与标准，而且监管也不得力。此外，建设缺乏特色，千镇一面，千村一孔，没有基础设施，没有公共服务配套，垃圾遍地，污水横流。换言之，过去许多新农村的规划，几乎都是照搬城市模式，与农村的生产力结构、文化观念、生活方式有着很大的差异。一句话，没有从根本上真正解决城乡的二元矛盾。因此，乡村的灾后重建，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过去农村的建设方式，而不能直接套用城市建设的模式。
我这次到灾区，跑得最多的地方就是乡村，总共加起来，大概有二三十个。我发现，汶川大地震不仅摧毁了无数村民的家园，同时也震坏了无数的山体和植被，为次生地质灾害的发生埋下了祸根。即是说，只要碰上强降雨，发生泥石流的概率就会比原来多了一百倍！比如仅汶川一个县，地质灾害点便多达701处，比震前增加了五倍，其中泥石流占。因此，乡村的灾后重建，首先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选址困难。
一个阴雨连绵的上午，我来到都江堰的虹口乡。虹口乡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一个想哭都哭不出来的地方。因为这儿的村民自汶川大地震后，眼泪早就流干了，如果有人真看见了眼泪，我想那一定是血，而不是泪。虹口乡政府的“办公楼”十分简陋，倘若房前不是挂着一个牌子，我还以为是公路边上的厕所。更悬乎的是，“办公楼”紧挨着白沙河河堤，一抬眼，便能见到一河哗啦啦啦的水；一见到哗啦啦啦的水，我的脑海立即浮现出一泻千里的山洪暴发、呼啸而来的泥石流！
接待我的是乡政府副书记高永强。高永强的办公室同样十分简陋，一张简易写字桌，桌上放着一个破水壶；一张单人床，床上搁了一床军用被，看上去像个临时民兵指挥所。高永强告诉我说，虹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乡镇。因为虹口与映秀仅一山之隔，直线距离才10公里，事实上它就是汶川大地震的震中。所以地震对虹口的摧毁非常严重，八个村共有1800多户、6200人，有1500多户的房子都被严重损坏或者倒塌，95％的房子需要重建，经济损失总共超过了30个亿！
我问高永强，灾后重建中你们到底面临哪些主要难题？高永强说，我们主要面临四大难题：第一是信心问题。当时灾后重建的政策不明朗，大家很困惑，很茫然，我们动员老百姓修房子的时候，他们说，还修啥子房子嘛，天天都在余震，说不定哪天又给震垮了！说实话，当时虹口何去何从，大家都没信心了。因为虹口和其他地方不同，这儿以生态旅游闻名，10年前就开始发展乡村旅游了。最早的“农家乐”是把自家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