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不干。因而又挨了一巴掌。然而翻译解释说，稽查官想要一张名片。
李格斯说，他要护送这位妇女回去，因为她害怕。该官员命令士兵走到李格斯两旁用枪对着他。翻译说，该官员要求李格斯给他鞠躬。李格斯先生拒绝这样做，因为他是美国人。该官员最后要李格斯先生回家去。
这位妇女看到李格斯受到这样的对待，吓得朝汉口路跑了。李格斯先生说，他没有招惹这位官员，只不过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没拿出来。而这位妇女是在他前面走，中间隔一段距离。
我们希望日军士兵的秩序和纪律能很快得到恢复，使外国人能安全地在大街上行走，不再为会受到骚扰而担心。
致以崇高的敬意
（签字）刘易斯·C·史密斯
圣诞之歌（3）
（Lewiss·c·smyths）
于南京平仓巷三号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件件的不愉快的事件使笃信基督教的西洋人大为遗憾。晚餐后，拉贝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委员们请到他的家里，没有电，只好点蜡烛和煤油灯。今晚，他在大厅中装饰了一棵美丽的圣诞树。圣诞树最早出现在德国。后来，德国人马丁·路德把蜡烛放在树枝上，然后点燃，使它看起来像是引导人们到伯利恒的星光。到了近代，蜡烛已被小灯泡替代。红红绿绿的小灯泡在不停地闪烁。墙上还挂满了他年轻时在南非的森林中猎获的兽角、鸟羽和漂亮而珍贵的皮毛。六十多岁的胖老头拉贝穿上了红色大袍，嘴边还粘上了棉花，扮成了白胡子的圣诞老人。他给每个人送了一张自己制作的贺年片，上面是黑圈红十字的难民区徽章。
望着这个徽章，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丹麦人都停止了欢笑。拉贝第一个在自己的贺年片上签名，杭立武博士因押运文物去重庆了。二十二个委员一个一个都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为了人道，为了博爱，为了正义，为了和平！
血似江水水似血
铅灰色的登陆艇在雾茫茫的长江上缓缓航行。我站在甲板上，两眼凝望着岸边的一景一物。我的心是沉重的。沧桑变迁，人事代谢，这一段弯弯曲曲的江岸，沉淀着一页不能忘却的历史！
长江、夹江、秦淮河汇合处的三汊河江潮湍急。中山码头江轮云集。大桥脚下，像黑色火柴盒般的南京肉联厂，当年是英国人的和记洋行。下关电厂的那只高烟囱，矗立有七十多年了。前面那个陈旧的码头叫煤炭港。再向东，是与八卦洲隔水相望的上元门和幕府山，山下长长的江滩叫草鞋峡。芦苇丛生的草鞋峡下游，是惊涛拍岸的燕子矶！
灰蒙蒙的江雾给这片苦难的山川披上了一层白色的轻纱。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集体屠杀的十二处现场，有八处在长江岸边！
三十里的江边，洒下了十多万人的鲜血！
血似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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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码头【遇难者五千余人】（1）
幸存者梁廷芳：
“十六日早饭后十二时前，突有日军七八名持枪来。即挥手令余等五人随其出走，因不知其用意，只得听其指使，跟至华侨招待所后大空场时，见有数百人席地而坐，余等亦随坐其旁。继之陆续由日军从各方驱来平民多人，大空场人已满，复送入对面两大空院中。当余等到达时约十二点钟，一直等到下午五时，捕捉人数，除带走一部分之外，仅在大空场上就有五千人以上。此时天已渐黑，即由日军指令以四人列，依次向下关方向而行。到达下关已六时多，即将余等置于中山码头沿江人行道上，我还以为渡江做工，初不断其实，此空前绝后惨无人道之大屠杀也。少顷，即有大卡车二辆满载麻绳驰至，复有新式汽车一辆到达，下车似一高级长官，即有多数带刀者趋向前向其敬礼。高级长官嘱咐数语，该带刀之日本军官即令其士兵分取麻绳，然后向东西分散，同时在路当中每数十步放置机枪一挺。约十分钟后，即听到步枪声响，时在午后七时光景，大屠杀开始矣。枪声离余等坐处约一千公尺，东西连续放射各五枪则停一二分钟，继之又响。但机枪则未用，因天黑看不见，机枪恐枪杀不彻底也。屠杀至夜约十点钟，余等借着月亮看见东边有十余名日军正在捆人执行屠杀，状至极惨……增荣对余云，如其等待屠杀，不若投江一死。廷芳则以为总是一死，两个即携手投入江中，自料必毙身鱼腹，乃江边水浅深及大腿，一跳不死，则不愿再往深处。万恶的日军，见余等投入江中尚不肯饶，即以机枪向江中扫射，惟恐留下活口作今日对证也。廷芳伏水中，忽由右侧射来一弹，由后肩窝穿入前肩窝而去……”
随着滚滚的江水，他们和遇难者的尸体一同漂流！当刽子手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的时候，白增荣和梁廷芳出席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作证。一九四六年，梁廷芳还赶到日本东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用肩上的伤疤和目睹的事实，向法庭提供了上述证言。
铁一样的事实，铁一样的证言。
目击者今井正刚：
“来到江边，只见酱汤色的扬子江像条黑带子，精疲力尽地、缓缓地流着。江面上漂溢着乳白色的朝雾，天就要亮了。
码头上到处是焦黑的尸体，一个摞一个，堆成了尸山，在尸山间有五十到一百个左右的人影在缓缓地移动，把那些尸体拖到江边，投入江中。呻吟声、殷红的血、痉挛的手脚、还有哑剧般的寂静，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对岸隐约可见，码头的地面上满是黏滞的血，像月夜下的泥泞似的反射着微光。
过了一会儿，结束了清理作业的苦力们在江岸上排成了一列，接着是一阵哒哒哒哒的机枪声，这群人有的仰面倒下，有的朝前跌入江中。”
今井正刚当时是《朝日新闻》社的随军记者。《朝日新闻》南京分社设在大方巷。十二月十五日晚上，他和中村记者在分社门外发现了“一支望不到头的中国人的队伍”，“被带到屠场上去”，就一直尾随着跟到下关的中山码头。
机枪声震动了脚下的土地，接着是一阵潮水般的呼喊声。
日军阻止他们走近：
“不行，记者先生，那里太危险，流弹乱飞。”
今井对中村说：“真想写下来。”
“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写，可是现在不行。但我们都看到了。”中村说。
今井说“我还想再看一次，就用这双眼睛！”
今井把看到的一切写出来了——十九年后的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他的《目击者的证言》在日本发表。
有良心的人，总会说真话的。
幸存者刘永兴：
“我们是老南京了，住了好几代了。日本人进南京那年，我二十四岁，我是做裁缝的，那时住在城南张家衙。家有父母、弟弟和结婚不到半年的老婆。我们五个人都躲到大方巷的华侨招待所里面。
那天下午，一个鬼子到我们住的门口，他朝我招招手：‘出来，出来！’我走过去了，他要我弟弟也一起跟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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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码头【遇难者五千余人】（2）
走到对面一个大广场上，已经有不少人坐在地上了。过了一会，翻译官说：‘做苦力去，都到下关码头搬东西去！’
有的不去，当场一枪。排好队就走，前头是穿黑制服的国民党警察开路，后头是日本人的马队押阵。路上死人很多，碰到人就抓，都带走。哪个跑，就开枪。
挹江门边上国民党的官兵好多被日本兵抓了，用铁丝穿大腿，一串一串的，都穿着军装。
到了下关码头天黑了。抓来的人很多，二十个一串捆着，捆好就用枪扫。我在前面，连忙跟着别人跳江。这时，子弹的响声把耳朵都要震聋。打破头的，打断手的，一片哭叫声！
我身子全在泥水里，只有头露在上面。子弹从我的肩上穿过，棉袍子里的棉花都打出来了。机枪扫过后，日本兵又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捅。没有打死的哇哇地叫。我在江水中朝岸上看，只见刺刀的亮光一闪一闪的，日本兵一边‘嗨！嗨！’地喊，一边朝乱七八糟的死尸堆里用刀戳，惨叫声听得人汗毛都要竖起来！
刺刀捅完又用火烧。火很旺，吱吱的响。没有死的人一着火手脚乱动，大声地惨叫，一会儿就不动不叫了。我在水里，日本兵下不来。天又黑，他们看不见，所以保了一条命。天快亮的时候，他们走了，我才慢慢地爬上来，那天爬上岸的有十多个人。
水里泡了一夜，冷也冷死了，吓也吓死了，我上岸后躲进了一个防空洞。躲了一天，晚上转到一个尼姑庵。庵旁边有个草棚子，棚里面有个四十多岁的农民。我掏出十二块大洋，求他救救我。说了许多好话，他才烧了一点胡萝卜给我吃，又给我换了一套对襟的蓝布老棉袄，还有一条手巾，我拿来扎在头上，就这样逃了命。”
五十年后的今天，我找到了刘永兴。过了青溪上的竺桥朝前走，小巷的丁字路口就是他的家。他中等个子，很健朗，红润的脸，头发和胡子都花白了。他今年七十四岁。他是南京玩具厂的退休工人，可仍然丢不下他的裁缝的老手艺。我去访问的时候，他正戴着一副老花镜在裁剪衣服。他用一口地道的南京话向我叙说九死一生的经过时，有一句话重复了十几遍：
“吓人呵！吓人呵！日本兵狠呵！”
杀人者田所（日军士兵）：
“那时我们驻下关。我们用铁丝网上的铁丝把抓来的俘虏每十个捆成一捆，推入坑中，然后泼上油烧死。有种杀法叫‘勒草包’，杀时有种像杀猪一样的感觉。干着这些事，对杀人就会变得无动于衷。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太司空见惯了……再者，因为是命令也就不去多想它了。
“也有用机关枪扫射杀人的。把机枪左右两边一架，哒哒哒哒扫射。”
这是一个有勇气的人。说真话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