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用机关枪扫射杀人的。把机枪左右两边一架，哒哒哒哒扫射。”
这是一个有勇气的人。说真话是需要勇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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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港【遇难者三千余人】（1）
日本《扬子江在哭——熊本第六师团出兵大陆之记录》：
“在那宽阔的江面上，漂浮着数不清的死尸。放眼望去，全是尸体，江岸上也是，几乎看不到边。这些死尸中不光是士兵，还有许多平民，有大人也有孩子，有男有女，就像满江漂流的木排，缓缓地向下游淌去。把目光移往上游，看到的也还是尸山，简直无边无际。
扬子江正在变成一条死尸之河。”
幸存者说——
我叫潘开明，今年七十整。小命是捡来的。我从小就命苦，父母早死了，姐妹八个给了人家四个。大妹妹早出门了。我是老大，十四岁到水西门的陈有记理发店当学徒。学了三年，自己挑担，手里拿一副行头，两块薄铁板中隔一根木棍子，一拉嗒嗒嗒响，剃一个头十个铜板。生意不好，连青菜煮黑面条还吃不饱，晚上还去拉黄包车，就这样一天也挣不了几角钱。活不下去了，一个弟弟卖了三十五元，还有一个小弟弟给人拐走了。
日本人来了，先扔炸弹。成贤街的###、中央大学都炸了，八府塘那边炸死不少人！难民都跑，拉黄包车生意好了，新街口到下关一趟能挣四角钱。没有几天，日本兵进了城，我躲到鼓楼二条巷二十四号的洋房里。那里是难民区，那年我刚好二十岁。
十三日上午###点钟的样子，我出门去看看，碰上三个日本兵。他们把我带到大方巷口的华侨招待所。日本兵把我和另外七八个人关在一间小屋里，三天不给吃不给喝。十六日下午，日本兵把我们赶出小屋，用绳子一个个地反绑起来。排好长的队伍后，又用长绳子把队伍两旁的人的膀子与膀子连起来。我排在右边，从前面数下来约是第七八个，两边有日本兵扛着枪押着。
到了下关，走热河路，再往靠河边的一条小巷子进去，到了煤炭港，就是以前火车过长江的那个地方。
队伍停下来了，我看了看，大概有三百多人。日本兵用皮带抽、用枪托打，把我们都赶到煤堆上，四周机枪架好了，一个日本兵“啊”的一声大喊，接着哨子一吹，枪声就像放鞭炮似的噼哩叭啦响了，人一排排地像割稻子一样倒下了，我糊里糊涂地也倒了，人昏了，不知道是死是活。
那天白天晴，多云。夜里月亮当头的时候，我醒过来了。身子动不了。睁眼一看，我身上压着死人，身上尽是血！我想：我是人还是鬼？我死没有死？
推开死尸，我爬起来一看，还有几个人坐着，我数了数，有八个。我问离我近的那一个人：“老总，你没有死？”
那是个军人。他说：“没有。”
这时，坐在铁轨边上的一个人把反绑的绳子磨断了，后来你帮我、我帮你，八个人的绳子都解开了。
我爬到江边，先把黑棉袍子外面的灰大褂脱下来，洗了洗，擦掉身上的血，就摔到江里去了。我四天没吃饭了，身上没劲，就靠在一个铁架子上养了一会儿神。这时，其他人都各奔东西了，有的到和记洋行，有的抱着木板过江了，有的带着伤一拐一拐地朝城里走，好几个都是中央军，讲的四川、广东口音。有个人问我：“你不走啊？”
我说：“我是本地人，不能走。”
坐了一会，我慢慢地站起来，往一排空房子里走，在里面捡了一件破衣服穿，天亮时走到热河路。不料，惠民桥边过来了四个日本兵，我吓死了。日本兵大吼一声，要我站住。问我：“干什么的？”
我说：“老百姓。”他们抓过我的两只手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又问我出来干什么。我骗他们说：“给日本先生挑东西。”边说边把手搭在肩上装出挑担的样子。一个日本兵问我：“有没有路条？”
“没有。”我心慌了。
一个中等个子的日本兵从衣袋里掏出日记本，撕了一张，用钢笔写了“苦力使用过”几个字给了我，上面还有些日本字我不认识。
他们穿着大皮靴在前面的咯的咯走，我在后面慢慢地跟着。马路上没有什么行人，全是死人，一堆一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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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港【遇难者三千余人】（2）
进了挹江门，我就朝右边一拐，插进了察哈尔路。翻过山，在古林寺旁边碰见了一个种菜的老头。我跪下就磕头：“老爷爷，我几天没吃了，日本人把我拖到煤炭港用机枪扫，我没有死，我逃出来了。”
这老头五十多岁，脸黑红，中等个，留着胡子。听了我的话，他说：“可怜啊可怜！”他进到草棚子里端出一大碗干饭，用水泡泡给了我：“没有菜，将就一下吧。”
吃完饭，他说：“现在不能走，你先睡一觉。”我在他的草棚里睡了一觉，到晚上六点钟的样子，他说：“能走了，你走吧，路上当心。”
我跪下又磕了个头：“老爷爷，谢谢你！”
他说：“不用不用，都是中国人！”
幸存者说——
你找我可找对了，我这人命苦，可也命大。我们那一批三千多人都给日本人打死了，就我一个逃了条活命，你说命大不大？要不，早变成鬼了！
从头讲？好。那时我在车行当学徒，就在珠江路小营那块修脚踏车。日本人来了，我和我哥都躲到宝塔桥难民区英国人的和记洋行的房子里。
十五日上午，日本人进来了，先是要洋钱、手表、金戒指。难民区三千多人分三个地方，日本人放了三只搪瓷脸盆，叫大家把这些值钱的东西都往脸盆里丢，连妇女的耳环子和老太太的簪子也都搜罗去了。
到了下午四点多，来了二百多个日本兵，都扛着枪，叫我们都跪下来，四个一排。然后把我们押到煤炭港的货房里。机枪在大门两边堵着，还有上了刺刀的日本兵一边一个管着我们。关了三天。
第四天早上，来了个翻译说：“现在出去做工，十个人一批！”
大门口的十个人先赶出去了。过了十多分钟，枪响了。我知道坏了！外面是河汊子，没有通路，这下要死了！
两三个日本兵进来赶出去十个人，外面江汊子边穿黑衣服的日本海军三四十个人一人一支步枪等着。一阵枪响，第二批人又完了！
我是第三批，我排在前面，出去时我就站在江边。都站好了，我知道快要开枪了，日本兵刚举枪要打，我一个猛子拱到长江里去了。这时，枪“嘣嘣”的响，我管它，我只管拼命往对岸拱。我早作准备了，我在货房里就把褂子的纽扣都解开，裤带也解掉了，裤腰一卷掉不下来。江汊子有四丈多宽。我水性好，钻到水里先将衣服裤子都脱光，身上精光滑脱拱得快。冷？那时一心想逃命，哪里还管冷不冷！一会儿我就钻到对岸了，正好有节货车厢翻倒在江边，我就躲在火车肚子下，看着对岸十个一批十个一批地用枪打死。死人多了，河汊口的那只小汽艇就来回开动几下，把尸体冲走。日本兵那天中饭是轮流吃的，不停地杀。一直打到下午四五点钟还没有杀完。冬天五点多钟天就黑了，后来他们扛来了几挺机关枪扫，把好几百个人一起赶出来在江边扫死了！
天黑了，我从车厢底下钻出来，手脚都冻麻了，又冷又饿。我躲到扬州班轮船码头边的桥洞下，桥下都是难民的尸体。我在死尸堆中找了一条破毯子把身子一包，就在桥洞里躺下了。
天亮了，日本兵往桥下扔手榴弹，我在死角里，炸不到。后来来了几个哨兵。我冷，动了一下，哨兵乒的给了我一枪。我屈着身子睡的，右手夹在两条大腿中间取暖。那日本兵枪法好，一枪伤了我三个地方。子弹从两条大腿中间穿过，两条大腿和右手第四个手指都伤了，粘乎乎的全是血。我不敢动，更不敢哼。夜里我在死人穿的棉衣里扯出棉花把大腿包起来。
第三天太平一些了，日本兵抓了人来挖坑埋死人。我听一个人在讲：“他妈的，难民打死这么多，还叫我们来挖坑。”
一个人来拖我时我动了，他说：“你还没有死？”我说：“我不是中央军。”这个人四十多岁，他一看我的腿，就把我扶到桥上去。他走过去跪下给一个翻译官讲：“这是个小孩，不是中央军，还没有死。”
煤炭港【遇难者三千余人】（3）
翻译走过去和日本人叽哩咕噜讲了几句，就过来对我说：“你是小孩，写个条子给你，回家吧。”
我不能走了，就爬着回去。过煤炭港货房时我站不起来不能鞠躬，站岗的日本海军给了我一棍子，疼死了。我连忙咬着牙站起来鞠躬，又递过条子，才爬回和记洋行。
难民区里有个张老头，八十多岁了，白胡子很长，他的儿子和我一起抓走的。我说：“我的命是捡来的。”他哭得很伤心。后来他用茶水给我洗伤口，又用死人的大腿骨头刮粉敷在上面，两天换一次，整整一年才好。
现在还不行。伤了筋，天一变就疼。大冷天光着身子在江边泡了一天，身上一根布纱都没有，冻啊，两条腿得了关节炎。（本文作者见他两个膝盖上都贴着伤湿止痛膏）
那天我哥哥也被日本兵抓走了，他当挑夫，烧水做饭，一直到句容，夜里把水桶扔在井里跑回来了。他叫陈金龙，我叫陈德贵，我们兄弟俩命大。
哎，那时的人老实，都不敢动，叫跪就跪，叫坐就坐下。大货房里三千多人只有三个日本人看管，大门开着，又都没有绑，一起哄，三千人至多死几百个，两千多都能逃出去，可就是没有人出头，都胆小，都怕死！
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求生是人的本能。可是，为什么面对着死亡，这么多的人都不敢拼死去寻求生路呢？看来，懦弱和胆怯比死亡更可怕。或许，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胆怯和软弱是可以谅解的，而懦弱一旦成了集团性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