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一定去！”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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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京到江宁（1）
寒风呼呼地吹着。张文斌只穿一件夹衣，但全身汗水淋淋。他挑着一副沉重的担子，气喘吁吁地跟在马队后面。炮车辚辚，战马萧萧，他两腿发软，头有点昏，他不敢歇下。一歇下，日军的刺刀就捅过来。郭家山冈的郭成照昨天在溧阳时，因为挑不动担子，被一刀挑死了，就死在他的旁边。
离家八天了，他摸着口袋里的八颗小石子，想着和尚村自己的家，想着冬月十一那一天。
那天清晨三四点钟枪就响了。全村二三百人像兔子似的到处躲，拼命逃。逃到吴家山中时，被两个日本兵拦住了。二三百人立即跪在地上磕拜。日本兵叫走了朱万炳和石全子。跪了快一个钟头，又来了一个黑胡子很多的日本兵，他用手指着张文斌。跪在旁边的父亲一看不好，儿子刚十九岁，就站起来想代替儿子。
“不行！”日本兵吼了一声。张文斌只好站出来，跟着日本兵到村子里抓老母鸡。抓到毕家洼村口，他吃了一惊。穿黑棉裤绸褂子的石全子的头被劈开了，死在路边！
日本兵押着张文斌来到安德门，给他膀子上套了一个白布臂章。臂章上有“逸见部队使用人”几个字。
第二天，一个日本兵带着张文斌进城。中华门城门口，八个日本兵正端着刺刀对着靠在城墙边上的几百个中国人一个一个地刺杀，地上和城墙上都是血，张文斌吓得脚都发抖。
他把一箱蜜枣扛到宪兵医院后，日本兵叫他挑水、烧饭和喂马。
第五天夜里，日军出发了，张文斌挑着担子跟在马队后面走。黑夜里的中华门阴沉沉的，他想起那天进城时见到的杀人情景，心里还怦怦地跳。
这是一支炮兵部队，抓来的民伕不少。挑不动、扛不动的，半路上就刺死了。
走到东山桥，天黑了。过桥是江宁县城。日本兵点着了路过的三间草房。大火熊熊。熊熊火光中，马蹄、炮车和杂乱的皮靴声打碎了江宁城的安宁。
赶马车的崔金贵也被抓伕抓到了江宁。他臂膀上套着一只“中岛部队肥后小队使用人”的白袖章。他是扛箱子来的，一天多了才吃了一盒子饭。他和邻居金小夫昨天早上出来买米，在管家桥被日本人抓着当了伕子，父母和妻子都在等他回去，他们一定等急了！
第三天到了铜井，日本兵总算放了他们。一人发了一张路条，崔金贵和金小夫像捧着一道圣旨似的捧着路条往回走。崔金贵胆子小，他不敢走夜路。他赶马车时，也总是晚出早归，他怕天黑了出事情。他的马车和四匹马也被日本兵拉走了，那四匹马是他和父亲卖糖球、贩花生米积起来的钱。枣骝、海骝、青马和甘草黄，四匹马是他家里的四根柱子。现在，柱子被人拆掉了！他和比他小一岁的金小夫躺在田野里，望着寒夜中天上的星，各人想各人的心事。
天微微亮了，他们往回走。他们急切地要赶回南京城，城里有父母妻子。走到油坊桥，太阳快下山了。还没过桥，一群日本兵冲上来，崔金贵连忙赔着笑脸递上路条，谁知日本兵看也没看，接过来就扔掉！三个对付一个，两人架着臂膀，一人端着刺刀，不由分说，雪亮的刺刀当胸刺过来！
崔金贵挨了三刺刀！他命大。他的黑棉袍子上面的几粒布扣子坏了，只好敞着怀。对着胸膛刺过来的刺刀往上一挑，刀尖刺入了脖子！刺刀卜的一拔，他往左一歪倒在地上，日本兵的刺刀在他的左耳后边又刺了两刀！
这里没有人家，桥是木桥。桥边全是田，崔金贵倒在田里，田里有许多尸体。到了半夜，他慢慢醒了，睁眼看看，天上一片漆黑。桥边有一堆火，五六个日本兵围着火在说话。他摸了摸四周，左右前后都是死人。金小夫和其他一起放回来的民伕都过不了桥，都被刺刀捅死了！
他慢慢地爬，爬过横七竖八的死尸，爬到了河边，这里离日军有一丈多远，冬天水浅，他咬着牙轻轻地涉过河。崔金贵忍着喉咙口的伤痛，一口一口地吞咽下脖子上流出来的腥血。他知道，血流光了人要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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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京到江宁（2）
他拄着一根棍子走到了毛公渡，毛公渡上的石桥被日本兵的飞机炸掉了，上面铺上了门板。晨光中，渡口站着两个人，刚走近，穿黄军服的日本兵掏出手枪要崔金贵跪下。崔金贵一看不好，连忙朝旁边穿蓝大褂、戴礼帽的一个中国人求情：“哥哥、哥哥你救救我！我们都是这个地方的人！”
这个人三十多岁，会讲日本话。他问崔金贵：“你脖子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狗咬的！”崔金贵说。
翻译对日本兵叽咕了几句，就喊崔金贵站起来：“走吧！”
崔金贵望着黑乎乎的手枪，吓得僵掉了，他站了几次才抖抖索索地站起来。好不容易进了水西门，在北三巷又被一个日本人叫住了，日本兵摸出一把铜板，又给他几根大葱。崔金贵弄不清楚怎么回事，站在日本兵旁边的一个中国民伕说：“叫你去买葱！”
崔金贵点点头。他把铜板和大葱兜在血迹斑斑的长褂子大襟上，一步一步地进了城。一进城，他把大褂一抖，摔了铜板和葱，走过莫愁路，到了螺丝转弯的地方，因为流血过多，两眼一黑，靠在轧马路的石滚子上昏过去了！
这里的人都认识他：“哎唷，这不是赶马车的崔麻子嘛？赶快喊老头子去！”崔金贵的老父亲“儿啊！儿啊”地哭叫着来了，他把昏迷不醒的儿子背到了管家桥，请了个姓胡的江湖郎中来芦席棚子里治伤。
“这孩子不得了！”郎中把崔金贵的裤腰带一解，从脖子上流下来的血都积在这里干了，干了的血饼子一块块往下掉！江湖医生用棉花烧成灰，拌上豆油往伤口里塞，外面再敷上黑糊糊的草药。过了一天多，崔金贵才醒过来，过了一个多月伤口好了，但食管刺破了，嘴里喝进去的稀饭从喉咙口流出来，还不断地吐血块。
从下关码头的死人堆中爬出来的刘永兴，用十二块大洋向一个农民换了一件老棉袄和一块毛巾，毛巾刚刚扎上头，两个日本兵来到草棚前，指着刘永兴说：“你的，苦力苦力！”
“去吧，我明天来看你。”那个农民说。
日本兵把刘永兴带到火堆旁边，一个日军用棍子在地上画了四个字：“干什么的？”
刘永兴哆哆嗦嗦地打着手势：“做衣服的。”
“你的，顶好，顶好！你的，美男子！”
刘永兴哪有心思听日本兵的夸奖，他急得要命，结婚四个月的老婆不知怎么样？父母亲一定急坏了。
第二天开路了，日本兵给他一个袖章，上写“从军证”，还盖有一个大红印。到了江宁城，日本兵叫他给一个班十二个日军烧饭，挑水，他还会补衣服。烧饭没有柴，日本兵抬来一口棺材烧火。还抓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农村妇女。她吓得要命：“大哥，你给我去说说，放我回家去吧，我家里有老有小！”
刘永兴刚要去求情，两个日本兵把这位妇女拉到后院里去了。后来，刘永兴一直没有见到这位穿蓝布大襟衣服的妇女。他跟着这支日军部队干了四十二天的“苦力”。他说：“日本兵也有好的，有一次我眼睛上火，一个日本兵搞来一个猪肝给我吃，还有一包药。他们部队要开到丹阳去了，就放我们回来了，还给了一袋米和几个罐头。”
刘永兴回到了父亲和新婚妻子的身边，他很幸运。他说：“很多民伕被打死了。”
姜根福至今仍盼望着被抓伕抓走了的父亲的音讯。他从小盒子里拿出一封十五年前的已经发黄了的信给我看。他说：“一九七二年，报纸上登过一条消息，说日本有几千个从中国南京抓去的民伕，有的已死了，但保存着骨灰，准备送回南京。我立即写信到北京对外友协，过了一个多月，对外友协给我复了一封信，说目前要查找久居日本而下落不明的中国人尚无条件。叶落归根，在中国的日本小姑娘都找到了，为什么在日本的中国人找不到呢？我父亲叫徐长富，他就是成了一堆骨灰，我也要背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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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伕的见闻
他低着头和一起被抓来的几个民伕走进挂着太阳旗的院子，他气得要命，堂堂国军，竟成了敌人的伕役！想起来多遗憾，因为没有渡船，他无法撤到江北。刚刚脱掉军服穿上黑长衫，就被敌人押到这里来了，从街上一起押来的几个同胞都发了一块写有字的白布别在膀子上，这是护身符，他也得了一块。有了这个护身符，自然安全多了。
下午抬水。一路上尸体很多，有不少都开膛剖肚，血肉模糊，有人告诉他，挖出来的心肝和男人的阳具，卖给日本浪人值不少钱，有些日本兵就专干这个事。
第二天一早，日本兵叫他担洗脸水，又一间房一间房地送进屋，送到后院，一跨进门，他吓了一跳。两位女同胞赤裸着身子，仰天躺着，见他进来，急急忙忙拉毯子掩一下胸。坐在妇女身边的两个日本军官却穿着女人的花衣服哈哈大笑！他连忙放下脸盆，红着脸快步退出房门。
那天黄昏，他看见后院里拖出来两个赤条条的女尸，又从外面赶进了十几个妇女。夜里，女人的叫喊声和日本兵的嬉笑声像针一样地刺痛他的心。他想哭，他想喊，可他不敢，他默默看在眼里。
十二月十六日，日军搬到了一所学校。街上黑烟红焰，火光冲天。一路上都躺着中国人的尸体，有不少是裸体的女尸，十个有八个剖了肚子，白花花的肠子流到地上来了。还有些是怀了孕的妇女，血污的胎儿在母亲的破腹中一阵阵抽搐。女尸的乳房有的被割掉了，有的被刺刀挑得血肉模糊，这种惨象，叫人不忍心看一眼！
这天下午，日军从外面押进来一百多个难民和散兵。他躲在做饭的小屋中，悄悄地透过窗户往外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