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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孝是很苦的差事，不仅时间很长，而且规定很多，不能住在家里，只能在父母坟前搭个简易棚居住，期间不能东跑西窜，不能吃肉，不能有娱乐活动，过惯了荣华富贵日子的人根本受不了，表面上悲悲戚戚，心里肯定如煎似熬地掰着手指头算日子。可是，当袁绍在母亲坟前守完三年孝可以回去重新工作的时候，他却突然向朝廷请求把丧假延长三年，要为已故的父亲也守三年。
袁绍的生父并没有死，他最后死于董卓的屠刀，袁绍要为守孝的是他的继父袁成，袁成死得很早，袁绍当时太小或者还没有过继给叔父，总之当年没有正式为继父守过孝。袁绍的举动被理解为更大的孝行，因为这个孝现在并不需要追补。袁绍的孝行受到大家的敬重，于是他又在继父坟前搭起个简易棚开始另一个三年清心寡欲的生活。纵观袁绍的一生，他是有真本事的人，也很会作秀，不过暂时放弃正在高歌猛进的仕途只为博得一个行孝的名声代价似乎太大。守三年孝这个制度在以后朝代里还经常实行，有些正在走官运的人一到父母病情加重立刻提心吊胆，生怕关键时刻不得不离开官场。在明清时代，对于那些实在不能请长假的重要人物，天子可以下诏书要求他不用守孝，这就是“夺情”。像袁绍这样三年还嫌不够要求追加三年的人，在官场上不知道是不是独一份，但肯定是极个别案例。
其实袁绍这一回还真不是作秀，也倒不是他对继父感情有多深，而是有难言之隐。桓帝、灵帝在位期间，先后发生了两次“党锢之祸”，所谓“党锢”就是党人被禁锢，遭到*并剥夺政治权力；所谓“党人”，就是像袁家这样的士大夫阶层，是区别于宦官、外戚的另一股政治势力。汉朝末年这三股政治势力恶斗不止，今天你占上风，明天他占上风，袁绍刚入仕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是宦官和外戚占上风，像他们家这样的党人成为打击的对象。袁逢、袁隗官场经验很丰富，虽然没有受到宦官们的直接打击，但他们家社会关系太复杂，跟很多党人都有姻亲关系，尤其是他们的亲戚李膺更是宦官恨得咬牙切齿的人。宦官是政治伦理极差的一族，*党人的手段极其残忍，动不动就株连九族，在这种情况下，袁绍要求延长丧假就好理解了，他是利用人们对丧者家属的同情心来避祸。
世受国恩却广交异端分子
袁绍结束了“在冢庐六年”的守孝生活后回到洛阳，按照制度，他应该到有关部门销假，再回原岗位工作或者由朝廷重新安排工作。袁绍担任的是县长，级别虽不是太高，品秩只有六百石，但责任和地位重要，均由天子直接任命，是朝廷直管的干部，袁绍此时应该到尚书台报到。
但是，据《汉末英雄记》记载，袁绍一回到洛阳就隐居起来，不随便见客，所见的都是“海内知名”，或者是“游侠”。袁绍见名士没有问题，因为他的生父袁逢和叔父袁隗等人不是九卿就是三公，门口净是排队等待接见的人。不过，袁绍经常见“侠士”却很有问题，因为“侠士”在当时可是一群敏感人物。《史记》有游侠列传，司马迁曾满腔热情地歌颂侠士们急人危难、守信重义、最后建立功业的品质，汉初的张良无疑是这类侠士的代表。但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从汉武帝起对各类游侠持抑制和打击的态度，从西汉后期到东汉以来，社会上对侠士的评价也越来越差，东汉班固写《汉书》已经不说他们守信重义了，而说他们是“作威作惠”的奸雄，自《汉书》以后再修官史也就不再给游侠单独列传了。
所以《汉末英雄记》说袁绍交接侠士有负面评价的意思，这个高干子弟整天接触社会不安定分子，是一种危险行为。袁绍接触的侠士，王粲一共点了五个人的名字，分别是张邈（字孟绰）、何颙（字伯求）、吴子卿（应该是字子卿，但不知道他的名是什么）、许攸（字子远）、伍孚（字德瑜），王粲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奔走之友”。“奔走”是游侠的特征之一，他们这几个人不是地主家聘请来看家护院的，也不像孟尝君养的门客关键时刻才拿出来用用的，“奔走之友”们跟他们都不同，后来发生的事说明，张邈等人的主要工作是四处“奔走”，并且是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奔走”，他们的核心人物就是袁绍。
虽然做事隐秘，但也会引起有关人员的关注，尤其会引起情报系统很发达的宦官的警觉。《汉末英雄记》称，宦官头目张让对手下人说：“袁绍这小子故意抬高自己的身价，不出来替朝廷工作反倒养死士，不知道这家伙准备做什么？”党人是宦官的死敌，侠士与党人结合，谁都能看出来他们的矛头一定指向了遭受全社会唾弃的宦官们，所以张让紧张了。张让说这些话不是给袁绍或袁绍的父亲、叔父听的，而是说给自己心腹的，但这些话让袁隗知道了，这说明袁家的情报网也不容小视，虽然与宦官们苟且在一起，但他们时刻关注着宦官头子的一举一动，这么重要的绝密消息被袁隗知道了，他如何不紧张？袁隗说了重话，袁绍才不得不收敛，为了打消宦官们的疑心，袁绍主动应大将军何进的征辟出来工作。
袁绍的失败源于性格悲剧
东汉的大将军是非等寻常的职务，他的地位甚至高过了三公，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职务通常是专为外戚而设的，这个职务可以理解为“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目前担任这个职务的是何进——何皇后的哥哥。何进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正在四处挖人，袁绍自然是他求之不得的对象。据《三国志》记载，何进任命袁绍为大将军府里的处长（大将军掾），后又改任侍御史，后一个职务挺重要，因为它可以接受公卿奏事，并且“举劾非法”，可以直接去办案，彭绍以前县长的身份直接进入中央，而且担任了要职，随即手里有了兵权，可谓一帆风顺。
但紧接着有了何进被杀和董卓之乱，袁绍的仕途出现了变数，他无法再像父祖辈那样凭借出身高第而步步高升，最终继续承载起家族的荣耀。董卓进入洛阳后袁绍开始流亡，随后起兵，之后迅速有了自己的地盘，事业蒸蒸日上。在创业过程中，袁绍的执著和个人才干起到一定作用，而他的出身以及早年结交的一帮“侠士”从中辅佐无疑是成功的更主要因素。
但是，袁绍的事业在官渡却戛然止步，因为他遇到了另一个更厉害的人——曹操。与袁绍相比，曹操处处占下风：曹操没有袁绍长得帅，袁绍大高个儿、仪表堂堂，曹操容貌抱歉，很是自卑；袁绍出身清流名门，从小被捧惯了，走到哪里都是鲜花掌声，曹操则出身宦官家庭，当时被称为浊流，家族被社会主流所诟病，不仅从小就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到手握重兵的时候还有人出来骂；曹操年轻时特别注重交朋友，虽然也交了不少朋友，但大多是自己主动交往的，曹操经常自己推销自己，像一个勤奋的营销员，但还时不时遭人白眼，许劭不愿意给他下评语，宗世林发誓一辈子不跟他做朋友，这些都是受家族之累，而袁绍完全占有这方面的有利条件，谁想见他都得排队；曹操起兵后名分很低，属于袁绍手下张邈的手下，而袁绍尽管没有为酸枣会盟做过任何贡献，但参加会盟的人仍然一致推举他为盟主。
袁绍实在太顺了，但他最后却败给了曹操，这说明天时、地利、人和之外，还有一种因素起作用，那就是品质、毅力和努力，或者说是性格。正因为一路太顺，所以袁绍有了“色厉胆薄”的一面，他外表宽容，但内心猜忌、器量狭小，喜好谋略而不能决断，身边人才不少，但放任他们搞内斗，使自身实力严重被消耗。对一个组织而言，领导人的性格就是这个组织的特点，所以领导人的性格不仅决定自己的命运，也决定了整个组织的命运。韩馥窝囊而死，害的不仅是自己，还有身边那些追随他的人，袁绍比韩馥有能力，但却也算不上是个完全称职的领导人。所以，后世有人把曹操比为“可爱的奸雄”，而把刘表、袁绍这些人比为“漂亮的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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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独夫是怎样炼成的
在汉末三国人物中，董卓是被骂得最狠的一个。
范晔在《后汉书》中骂他罪恶滔天，“干逆三才”，也就冒犯了天地人的常道。陈寿在《三国志》中骂他“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以来，殆未之有也”，也就是凶狠残忍，暴虐而不讲仁义，自打有文字记载以来，还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大坏蛋。客观地说，这些话不像是历史学家应该用的语言，因为它不符合辩证法，一个再坏的人身上多少也有可取之处。但在历史学家眼里，董卓干的坏事实在太多了，士人们无法原谅他，所以只要说起董卓，都会毫不客气地把他贬得一无是处，粗俗、无知、残虐、霸道，所有能用在恶人身上的贬义词都尽情地往他身上使。
但是，纵观董卓的一生，他固然是个大恶人，但也是个有本事的人，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东汉王朝做过贡献的人。虽然他因为笃信乱世生存术而在有些问题上不择手段、急功近利，但也并非一味耍横，也具备了一定的政治智慧。同时，他也是《汉末英雄记》的作者王粲非常熟悉的政治人物之一，王粲十六七岁到了长安，当时这里正处在董卓的统治之下。王粲目睹了长安之乱，也亲身经历了董卓被杀后全城百姓的欣喜若狂，现存《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