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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一上任，就要考虑如何抵御“流寇”，显然非常棘手。而作为一个新到的“外来户”，吴世济也很清楚，像抵御“流寇”这种事情，他必须先征询一下当地士绅的意见。
所谓“士绅”，在明清两代，主要是指享有科举功名但又不做官的知识群体。这些人，要么是告老还乡的退休官员，要么是考取了科举功名但未做官的地方才俊。在明帝国广袤的疆域内，中央政府的控制力通常只能到县一级政权，而县以下大大小小的村庄，社会秩序实际上是由士绅阶层来维持的。长期混迹于基层的吴世济，当然清楚这些人的份量。
按吴世济最初的打算，抵御“流寇”最好的措施自然是请官军驻防太和县。不过出乎预料的是，他请来的“地方精英”们都不认可这个建议。他们反对的理由也很明确：明军军纪太差，“兵之祸甚于寇也”。“地方精英”不支持自己的意见，吴世济只好放弃请官军驻防的计划。
其实以吴世济的经历，又何尝不知官军军纪涣散、为害地方？只是连正规官军应对“流寇”都很吃力，在没有官军驻防的条件下，太和能守住么？
备战
自崇祯七年八月开始，昔日平静的太和县一下子忙碌起来了，巩固城防、编练民兵、修造武器，在知县吴世济的领导下，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过正式揭开太和县备战大幕的的，却是一篇关于太和县境内“西人”的告示。
吴世济所谓的“西人”，是指在太和县境内侨居的山西、陕西商人。自十六世纪起，随着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大明朝的商人们也活跃起来了，晋商、陕商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商人集团。凤阳府地跨江淮、毗邻楚豫，是当时商品由东向西运输的主要通道，因此凤阳府境内落脚的外来商人颇有一些规模。而当同样起于山、陕的农民军大军压境时，侨居在凤阳府的山、陕商人的身份自然一下敏感起来了。
“西人”处置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太和县民心的稳定，因而吴世济把其作为备战之初的首要问题。在这篇名为“查编流寓”的简短告示里，吴世济首先安慰了下太和县境内的“西人”：“尔等侨寓已久，应无不肖之心”。不过，这位知县很快就露出了发告示的真实目的：在太和境内落脚的山、陕商人，须将自己“作何经营生业，寓何集镇处所，系何原籍姓名，详注一册，送县严查”。当然，吴世济也没忘警告本地的土著不许趁机作乱，*西人。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个县令的1635（2）
备战工作，千头万绪，最重要、也是最让吴世济头痛的是：没钱。
这个时候缺钱的，可不仅仅是太和县。明末内忧外患不断，各类开销剧增，于是中央政府一次次加税，基层政权自然要想尽一切办法向上“输血”：除了向农民征税，像太和县这样基层政权还要尽可能地削减各项开支。吴世济刚一上任，就发现县衙账上可用的银两，连正常年景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了。可崇祯七年，太和县应上缴的各类赋税，总额已超过白银一万两。
“此民穷财尽，未有如今日之太和者也”。崇祯八年正月初七，深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吴世济向上级提出“申请截留”，因为在太和县应上缴的赋税里，此时还有最后最后一小批尚未运走。
申请发出后，吴世济立刻陷入焦急的等待中。留给太和县备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守城
崇祯八年正月十五早晨，吴世济心情颇为烦乱：申请截留的公文已经发出去七天了，却仍未有回复；紧接着又有流言称：一支八万余人的农民军正向颍州、太和方向进发；昨夜，他又接到报告：与太和相邻颍州方向硝烟滚滚、火光一片，颍州城怕是已经失守了。
不过吴世济没有料到想到：就在他吃早饭的时候，进军神速的农民军已经进入了太和县境内。
吴世济接到报告，立刻率人赶到城头督战。从城楼上望去，只见尘土飞扬之中，一支穿红骑马的农民军直奔城下而来，“衣饰华整，皆挟强弓劲矢，兵刃森列”，这是吴世济对这支农民军的第一印象。不过这位县令很快就发现，眼前的这支部队总共也就二千人左右，远非之前所称的八万。“贼不过张其数以虚声恐吓我耳，”看到“流寇”数量远比预想的少，吴世济绷紧的神经放松了些许。
就算区区两千人，应对起来也不容易。守卫太和县的乡兵义勇，都是从普通百姓中临时挑选出来的，这些人既没受过多少正规军事训练，更无实战经验。仗尚未开打，很多人就被农民军的阵势给吓住了。
关键时刻，以生员（秀才）、举人为主的士绅阶层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北门，负责守城门的生员侯功鸿，见手下人被“流寇”攻势吓得手足无措，立刻率先向城下射出一箭，以壮军威；在东门，生员关寓卷见有奸细准备从水道中入城，不顾城上飞如雨下的矢石，亲自下到城中的水道中将奸细擒杀。士绅阶层身先士卒，民兵们自然士气大振。在生员赵志鸿负责守卫的南门西角楼，马夫孙学诗见登云梯攻城的“流寇”中，有一人看起来像是头目，立刻举磨盘向其奋力一砸，将其击毙于城下。
没过多久，吴世济就接获下属报告：太和县马夫孙学诗在守城过程中，用磨盘击毙了“匪首”王自用。
王自用，陕西绥德（一作宜川）人。崇祯元年，王自用与“混天王”等起义，号“紫金梁”，为王嘉胤部属。崇祯四年，王嘉胤战死，王自用率残部东山再起，并凭借自己强劲的实力，被当时的三十六营义军推为盟主。这样一个“大人物”，竟被击毙于太和县城下，吴世济在接到报告时也不大敢相信，以至于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把“毙紫金梁于城下”做为重要战果向上汇报。
凭借着官、绅、民齐心协力，太和县顶住了农民军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在五次攻城未果后，农民军遂于十七日从太和县城下撤离。“流寇”撤出了太和县，吴世济稍微缓了口气。 。。
一个县令的1635（3）
但吴世济的好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流寇”刚刚退去，新一年的税收任务又下来了。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征收赋税，显然让吴世济左右为难，这位知县唯一能做的就是：拖。
迎官军
随着“流寇”退去，太和县紧张的气氛缓解了不少。经过一番与农民军打交道，吴世济发现，农民军远没有传说中的可怕，在一月底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吴世济就称农民军“语言装束，直同儿戏”。作为帝国官僚体系最低端的官员，吴世济此时是以一种蔑视的心态看待“流寇”。
同是在这个时候，处于权力金字塔顶端崇祯皇帝，看待“流寇”却完全是另一种心情。
在凤阳府下辖的五州十三县里，地位最重要的当属凤阳县。凤阳县是朱元璋父母陵墓的所在地，又有“龙兴寺”等朱元璋早年的故迹，被明王朝统治者视为“龙脉”所在。可如此重要的地方，在正月十五这天，却被张献忠用半天时间就攻陷了。
张献忠本来就是个性格偏激的人，此番攻占了大明王朝“龙兴之地”，更是杀心大起。据彭孙贻《平寇志》记载：张献忠在凤阳的三天时间里，“士民被杀者数万，刨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庐舍2650余间”，而被明朝统治者视为“万世根本之地”的凤阳皇陵，也被张献忠付之一炬。
二月初，凤阳祖陵被焚的消息传到了北京，朝野大骇。崇祯皇帝闻报后惊惶不已，孝服理政。兵部尚书张凤翼、凤阳巡抚杨一鹏等一批相关官员随即被问罪，锦衣卫指挥使王世盛甚至因为杨一鹏的案子结得慢了点，也被盛怒之下的崇祯皇帝免了职。紧接着，崇祯帝下令在西北的洪承畴统兵出潼关，并限期“六月灭贼”。此后大批官军陆续从各地向凤阳、庐州一线开进。
二月中旬，太和县接到官军即将进驻的消息。身居皖北一隅的吴世济，当然不清楚近一个月来政局的变动。二月二十日，“不识时务”的吴世济洋洋洒洒近千言，向上级陈述了“请免派防”的各种理由。不过他这个公文刚发出去没几天，接洽驻防事宜的先遣部队已经到太和县城下了。吴世济只好做官军进驻太和县的准备。
此时事情再一次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派往太和的部队刚到了太和县，就因为战事紧急给调走了，驻防太和的任务将另派其他部队。
三月末，一张“兵至民安”的告示出现了太和县的街头。有了上次跟官军打交道的经验，吴世济这次特意强调：“所用银钱粮料，官兵若不还钱，俱做本县正项支销”。
几天后，明军将领杨武烈率领的一支官军正式进驻太和县。
抓土贼
尽管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西人”问题，可这一块还是出问题了。二三月间，太和县境内连续发生了四起“西人”被害的命案。而作案的凶手，则是横行颍州、太和一带二十余年的“土贼”王本仁。
与“流寇”相对，所谓“土贼”，是指长期盘踞在某一地方的贼寇。与动辄规模上万的“流寇”相比，“土贼”规模要小很多。作为太和一带数一数二的“土贼”，王本仁手下党羽也不过百余人。大明朝的高级官员们当然不屑理会王本仁这样的“小人物”，可明代州县通常都是没有驻军的，单凭衙役、捕快这些小吏，也对付不了成规模的 “土贼”。 “流寇”来犯之际，各地的“土贼”更是凭借对地方情况的熟悉，趁机大肆杀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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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流寇未平，土贼四起”的局面，吴世济一度颇为无奈。吴世济当然清楚“西人”命案的重要性，可本地的捕快早被王本仁吓破了胆，自然是不能指望了。三月初，吴世济见乡人侯养德有勇有谋、胆略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