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他之宣扬“新村主义”，乃至对中国一九四九年发生的变化表示认同，都可在此找到答案。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6）
“戏剧改良”是《新青年》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周作人和钱玄同也发表了《论中国旧戏之应废》的通信281。钱玄同曾说：“要建设平民的通俗文学，自然该推翻贵族的艰深文学。”282较之陈独秀的“三大主义”不无发展，但仍嫌拘泥于形式问题；周作人则进一步深入到内容方面，指出旧戏的要害在于“野蛮”和“有害于‘人心世道’”，而这并不限于这一项，其实统可归为“非人的文学”。继此之后，周作人通过一系列文章来宣扬与之彻底对立的“人的文学”，亦即他这一时期的“中心观念”。而在他，实际上是张勋复辟之后——或者追溯得更远，是十几年来——思考的结果。
当时新旧两派斗争激烈，《新青年》作为月刊，不能适应需要，所以另办周刊《每周评论》，仍由陈独秀主编，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版。周作人亦参与创办，月助刊资三元。但据他说：“关于《新青年》的编辑会议，我一直没有参加过，《每周评论》的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只是客员，平常写点稿子，只是遇着兴废的重要关头，才会被邀列席罢了。”283自此除几乎每期都为《新青年》撰写或译介作品外，他又有了新的阵地284。十二月五日至二十日，周作人一连写了《人的文学》、《论黑幕》、《平民的文学》三篇文章，嗣后又作《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再论黑幕》等，分别在这两个刊物发表。
在以《人的文学》为核心的这批文章中，周作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这包括三个层面。首先是对“人”的认识或关于“人”的理想。“我们承认人是一种动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但我们又承认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别的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该排斥改正。这两个要点，换一句话说，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进而是关于“社会”的理想。“这样‘人’的理想生活，应该怎样呢？首先便是改良人类的关系。”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构成这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根本：“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最终则落实到关于“文学”的理想。 “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简明说一句，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的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生活为是呢这一点上。”285在他看来，“人的文学”体现了上述关于人的理想，也有助于实现上述关于社会的理想，——正因为如此，他才提倡“平民的文学”：“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他的目的，并非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人类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286他将此称为“人生的艺术派的主张”，以与“以美为主的纯艺术派”相区别。一年后他在少年中国学会讲演时，把这一主张推到极致：“这人道主义的文学，我们前面称他为人生的文学，又有人称为理想主义的文学；名称尽有异同，实质终是一样，就是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这新时代的文学家，是‘偶像破坏者’。但他还有他的新宗教，——人道主义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类的意志便是他的神。”287周作人对于文学的性质与作用的基本理解，与当年他写《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译《域外小说集》时并无二致；只是现在更多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人的文学》等既成就了思想家周作人，又成就了文学理论家周作人。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7）
至于“非人的文学”，在周作人眼中则与实现“人的生活”背道而驰。基于此点，他对于中国的旧文学多所抨击，旨在一概推倒，建立“人的文学”。而当他说：“我们最要注意的点，是人与社会交互的关系；换一句话，便是人的遗传与外缘的关系。中国人的根性怎样？他们怎样造成社会？又怎样的被社会造成？总而言之，这中国人与社会能否长进？能否改好？能否存在？”288就又归结到几年前所讲的“种业”了。周作人所针对的不是某一文学种类，而是整个社会意识。他特别强调其间的新旧之别：“凡标榜一种教训，借小说来宣传他，教人遵行的，是教训小说。提出一种问题，借小说来研究他，求人解决的，是问题小说。……教训小说所宣传的，必是已经成立的，过去的道德。问题小说所提倡的，必尚未成立，却不可不有的将来的道德。”289
周作人为“人的文学”提供的标本，便是此前此后他翻译的一批外国小说，多发表在《新青年》上。他说：“我们偶有创作，自然偏有见闻较确的中国一方面，其余大多数都还须绍介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290以后，当他将这些译作结集为《点滴》一书出版时，还应北京大学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请托，在序言里强调两点，即“直译的文体”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前一方面，他以为翻译“应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这显然承继了《域外小说集》的“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只不过译文由文言改为白话罢了。而现在强调此点，除求“信”外，也旨在帮助确立属于白话文的“达”和“雅”——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批译作乃是“文学革命”的重要成果，对于白话文的写作具有示范意义，所以胡适称之为“国语的欧化的一个起点”291；后一方面，它又是“思想革命”的具体体现，卷末附有《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等三篇文章，使得此点更其凸显。《点滴》中俄罗斯、波兰、新希腊、匈牙利等国的作品占三分之二以上，正与从前《域外小说集》介绍“弱小民族文学”的宗旨一脉相承。周作人说：“但这些并非同派的小说中间，却仍有一种共通的精神，——这便是人道主义的思想。无论乐观，或是悲观，他们对于人生，总取一种真挚的态度，希求完全的解决，如托尔斯泰的博爱与无抵抗，固然是人道主义；如梭罗古勃的死之赞美，也不能不说他是人道主义。他们只承认单位是我，总数是人类；人类的问题的总解决，也便包涵我在内，我的问题的解决，也便是那个大解决的初步了。这大同小异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实在是现代文学的特色。因为一个固定的模型底下的统一，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堪的；所以这多面多样的人道主义的文学，正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学。”与其说周作人通过翻译宣示一种意见，不如说介绍一批类型；他心目中的“人的文学”并不褊狭、浅薄，而是丰富的，深刻的。“我的意思，是既愿供读者的随便阅览，又愿积少成多，略作研究外国现代文学的资料，所以译了人生观绝不相同的梭罗古勃与库普林，又译了对于女子解放问题与伊孛然不同的斯忒林培克。”292周作人的翻译，另一目的在于介绍小说体式，以资中国作家借鉴。譬如《晚间的来客》293附记所云：“我译这篇，除却介绍库普林的思想之外，就因为要表示在现代文学里，有这一种形式的短篇小说。小说不仅是叙事写景，还可以抒情；因为文学的特质是在感情的传染，便是那纯自然派所描写，如淑拉（Zola）说，也仍然是‘通过了作者的性情的自然’，所以这抒情诗的小说，虽然形式有些特别，却具有文学的特质，也就是真实的小说。内容上必要有悲欢离合，结构上必要有葛藤，极点，收场，才得谓之小说：这种意见，正如十八世纪的戏曲的三一律，已经是过去的东西了。”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8）
胡适在总结中国新文###动时说：“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294后一方面，即因为《人的文学》而得以完成。“周先生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他叫做‘人的文学’。他要用这一个观念来排斥中国一切‘非人的文学’，来提倡‘人的文学’。”胡适因此说：“这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然而多年以后，周作人自己却有所反思：“在这个时期，我凭了那时浪漫的文艺思想，在做文学活动，这所谓的浪漫思想第一表现在我给《每周评论》所写而后来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篇《人的文学》里边。”295其实前述三个层面的想法本身并不错，“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尤其是对人道主义的本质性的把握；所谓“浪漫思想”，乃是将“人”、“社会”与“文学”之间视同因果关系，即认为关于人的理想一定能在社会意义上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