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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二月底至三月初，周作人写了两篇短文。晚年回顾平生，他自称这是“比较的至今还是记得清楚的”，“乃是由衷之言，可以说是近于‘言志’的东西”296。其一是《思想革命》297，明确指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了，闲却了这一方面的重大问题。”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当然应该纳入“思想革命”；但若说“思想革命”仅仅指“人的文学”，却未免把他的意思局限住了。这要联系到此前发表的《祖先崇拜》298，其中有云：“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纪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ie（生物学），才可供我们的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在自然律上面，的确是祖先为子孙而生存，并非子孙为祖先而生存的。……所以我们不可不废去祖先崇拜，改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周氏对生物学知识早有兴趣，又受到英国博物学家怀德（Gilbert White）299、汤木孙（Sir John Arthur Thomson）300和法国昆虫学家法勃耳（Jean Henri Fabre）301等人很大影响；据此“定人类行为的标准”，却是他自己的贡献。他说：“我这伦理的生物学的解说不管它的好坏得失如何，的确跟了我一辈子，做了我一切意见的根底。”302在周作人看来，所有旧观念旧道德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定规，均在重新审视之列，这才是他所谓“思想革命”；以后他的一系列非圣无法的思想与行为，根源即在于此。《祖先崇拜》和《思想革命》是周氏这一时期最重要，也是足以概括他一生思想的作品。行文看似平和，其实具有非常激进的倾向。所质疑的是通常视为前提的东西。周作人说：“当时并无甚么计划，后来想起来却可以算作一种表示，即是由文学而转向道德思想问题，其攻击的目的总结拢来是中国的封建社会与科举制度之流毒。”303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9）
不久，周作人有绍兴、日本之行。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故乡。“民国八年我们决定移家北京，我遂于四月告假先回绍兴，将在那里的家小——妻子和子女一共四人，送往日本东京的母家归宁，还没有来得及去逛上野公园，听见‘五四’的消息，赶紧回北京来，已经是五月十八日了。”304此种反应，与从前辛亥革命时颇有差别。大概因为先已投身新文化运动，现在总爆发了，他遂认定这回真是“千载一时，会更始之际”。随即亲身经历“六三”事件。他与陈百年、刘半农、王星拱等作为北京大学教员代表，前往第三院法科慰问被政府拘押的中小学生。当日作《偶成》305一诗，将此次事件与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相比：“踏了冰踹了雪，一直往西北，/在那里的旧帐簿上，/却可看到许多这样的事，/用通红的火一般的横行字，/都在那旧帐簿的末页上记着。”两天后，周作人遇到军警马队冲散听学生讲演的人群，归而作《前门遇马队记》306。在他的散文中，该篇可谓新的创体，即如其所说“只是装痴假呆的说些讽刺的话”307，以后称作“别扭的写法”308。据他讲，此乃受了英国斯威夫（Jonathan Swift）309的启示，尽管这时尚未读到后者最见风格的《育婴刍议》一文310。
三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一月里，我做了一首新诗，题云《小河》。同年七月我到日本去，顺便一看日向地方的‘新村’，这两件事情似乎很有连带的关系。”311《小河》是周作人继《两个扫雪的人》之后写的第二首新诗，但发表在前，且被《新青年》列为头题；以后《两个扫雪的人》、《微明》、《路上所见》等陆续面世。他因此成了当时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新青年》早在一年前即已登载新诗，是为“文学革命”最初的实绩；比起胡适、沈尹默、刘半农和唐俟（即鲁迅）等，周作人起手稍晚。然而《小河》被胡适称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312，朱自清更说：“周作人随刘复作散文诗之后而作《小河》，新诗乃正式成立。”313原因即如周作人自己所说：“中国的文学革命是古典主义（不是拟古主义）的影响，一切作品都像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澈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儿朦胧，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正当的道路恐怕还是浪漫主义，——凡诗差不多无不是浪漫主义的，而象征实在是其精意。”314《小河》正在这一点上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它的形式“不是直接的，而用了譬喻”315。周作人说，这诗与“法国波特莱尔（Baudelaire）提倡起来的散文诗，略略相像，不过他是用散文格式，现在却一行一行的分写了，内容大致仿那欧洲的俗歌；俗歌本来最要叶韵，现在却无韵”；有如他所介绍的外国短篇小说绝不同于中国传统小说，《小河》作为诗——这一点最是重要——也对旧诗无所依赖，正如胡适所说：“那样细密的观察，那样曲折的理想，决不是那旧式的诗体词调所能达得出的。”316所谓“新诗乃正式成立”，就是这个意思。至于《小河》与新村有甚关系，留待下面再说。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10）
一九一九年三月初，周作人完成《日本的新村》317一文。此系据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新村的生活》等抄译而成，其间缀有按语。有云：“一九一〇年，武者小路实笃（一八八五年生）纠合了一班同志，在东京发刊《白桦》杂志，那时文学上自然主义盛行，他们的理想主义的思想，一时无人理会；到了近三四年，影响渐渐盛大，造成一种新思潮，新村的计画，便是这理想的一种实现；去年冬初，先发队十几个人，已在日向选定地方，立起新村（Atarashiki Mura），实行‘人的生活’。”此前他与日本新村已有接触318，所写《人的文学》等，受新村的影响很深。现在则是首次著文介绍。更早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谈到武者小路及白桦派，说是“肯定人生，定下理想，要靠自由意志，去改造生活”。
四五月间周作人赴日，本拟访问新村，因匆匆回国而未能如愿。七月二日再赴日本，于六日抵达。七日到日向福岛町石河内村，第一次与武者小路见面。——武者小路夫人描述说：“周先生戴着金边眼镜，是绅士气十足的白脸书生（也许是因为其他人风吹日晒的脸上只有眼睛闪闪发光我才有了那样的感觉？），很温和，身材正和实笃一样高。年纪三十五（按西洋算法），落落大方，让人一见如故。”319周氏在此亲身参加劳动，并成为新村的第一位中国会员。十一日离开后，又访问了大阪、京都、滨松、东京几处新村支部。周氏特作《访日本新村记》320详述经过，有云：“不但实见一切情形，而且略得体验正当的人的生活幸福，实是我平生极大的喜悦。”八月十日，他返回北京。九月十六日，首次在通信中提到“建设本国的新村”321。十一月八日，又为天津学术讲演会讲《新村的精神》。此后一年多里，鼓吹新村尤为着力，发表了《新村运动的解说——对于胡适之先生的演说》、《“工学主义”与新村的讨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新村的讨论》等文章，并在《新青年》登出《新村北京支部启示》：“本支部已于本年二月成立，有周作人君主持一切，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向，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代办旅行的手续。”322当时他受武者小路实笃影响很大，在本年日记末尾特地抄录了“武者小路著作目录”，共计二十六种。
对周作人来说，从提倡“人的文学”到宣传新村，可谓顺理成章。他说：“新村的理想，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生活。这人的生活可以分为物质的与精神的两个方面。物质的方面是安全的生活，精神方面是自由的发展。”323与《人的文学》所讲完全一致。他有关人的理想，是预期要获得社会实现的，新村被他视为最佳途径；换句话说，新村体现了他关于社会的理想。“安全的生活本是一切生物的本能的要求，人类也自然是一律的，算不得什么新理想，不过求这生活的方式与内容有点不同罢了。”他对内容方面固然关心，在文章中详加解说；方式方面亦多留意，一再提及。周作人信服凯本德所说，认定“社会的共产制度”不仅必须，而且必然；却担心诉诸暴力手段实现，所以倾力宣传新村。最早在《日本的新村》中已经讲到：“新村的运动，便在提倡实行这人的生活，顺了必然的潮流，建立新社会的基础，以免将来的革命，省去一回无用的破坏损失。”实地考察之后，更说：“新村的人，要将从来非用暴力不能做到的事，用平和方法得来，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未免太如意了，可是他们的苦心也正在此；中国人生活的不正当，或者也只是同别国仿佛，未必更甚，但看社会情形与历史事迹，危险极大，暴力绝对不可利用，所以我对于新村运动，为中国的一部分人类计，更是全心赞成。”324——这就要回过头去讲《小河》了。这首诗“当时觉得有点别致，颇引起好些注意”；但是就中“稻草”针对“小河”所说：“我只怕他这回出来的时候，/不认识从前的朋友了，/便在我身上大踏步过去，/我所以正在这里忧虑。”以及“桑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