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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军和满军对垒北京城下，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中国的历史往往由于出现戏剧性的一幕，带来民族悲剧。按袁崇焕的意思，全部兵力撤进北京城，依靠大炮的优势等待宁远的步兵主力回师，来个里外夹击，与皇太极决战。但是，此时崇祯已对袁崇焕疑忌太深，拒绝袁崇焕带兵进入北京城。同时，北京的老百姓也称袁崇焕的部队是汉奸军。站在北京城头上的民众戴着“爱国主义”的眼镜，一下子就看到了“汉奸”，而不是千里驰援、威震边关的袁督师。
北京保卫战开始了，战斗场面极其悲壮。大明与大清第一次近距离对决竟成了袁崇焕以九千士兵与皇太极十多万大军在广渠门外的对阵。袁崇焕身先士卒，亲披甲胄，临阵督战，受到感奋的战士们无不以一当十，奋力杀敌。这场血战，最终袁军侥幸获胜，清军劲旅阿巴泰、阿济格、思格尔三部都被击溃。
皇太极深知虽然袁崇焕兵少，明军又不善野战，但是各地勤王的军队将陆续赶来，此次征战倾全国之力，后防空虚，如果冒昧行事，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引来灭顶之灾而永劫不复。熟读《三国演义》的一代雄主皇太极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不敢枉战，采取避其锋芒，退后十余里。
于是，北京保卫战陷入了胶着状态。满军退后这该是件好事，可以为大明与清军的对决争取更多时间，通过精心布局，最后倾兵对决，大明胜算将更多。
持久对抗，势必对明朝有利。果不出皇太极所料，袁崇焕开始发挥他独有的帅才能力，调兵遣将，进行战略战术布置，让各处奔赴京城勤王的部队到京城各处待命，以发挥统一布署、联合作战的优势。明军战斗力不强，但是有像袁崇焕这样的统帅指挥布局，扬长避短，完全可以对满军实现有效的包围，最后集而歼之，让皇太极陷入灭顶之灾。
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后，考验往往不是兵力而是心力。但正是这“退”造成崇祯皇帝和京城军民的错觉，认为清军足以对付，甚至认为是袁崇焕引来“胁和”的。崇祯皇帝血液里的劣根性开始暴露，他狂躁不安，甚至声嘶力竭。如果这位年轻的皇帝知道这场战争的意义，那么大明的历史就会改写，他也不至于沦落到自缢于煤山，成为亡国之君。
崇祯皇帝的心已被猜忌所充塞，根本没有想到袁崇焕在这场战斗中的意义。如果没有他千里驰援来尽大忠，拱卫京师，单凭那些精于为官、疏于打仗的将军和皇太极对阵作战，那么他就该早早自决于煤山——这些他根本没有想到。在他想来，千里勤王的部队不来保护一国之君的“万岁爷”，而分散布置，避而不战，不乘势痛歼满军，不是“胁和”，还有什么企图？再者，当年你夸下海口说“五年平辽”，眼看五年就要到了，结果战火燃烧到京城之下，你到底会不会打仗？他老祖宗朱元璋遗传下来的猜忌之心一下子冲到喉舌之间。
而恰恰这个时候，整个北京城军民也都纷纷猜测。特别是满军和袁军对峙后，因为损兵折将，以掠杀泄愤，迁怒于百姓。京城百姓自然泄愤于袁崇焕，他们愈加认为千里驰援的军队分明是“汉奸兵”，每个人的额头上都分明写着“汉奸”两个字。于是“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怨声载道，皆指袁崇焕的不是。何况袁崇焕确有与敌和议的事实，使得“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
风雨飘摇的大明举国上下在猜忌袁军，袁崇焕成为“君民共愤”的“替罪羊”，一下子陷于“人人喊打”的孤立无援之境。而此时满人新鲜出炉了一个离间计，那位颇有政治手腕的满清皇帝想到了《三国演义》中周瑜的“群英会蒋干之计”，可四两拨千斤借刀杀人，趁机除掉心头大患袁崇焕。他抓住崇桢的两个太监，叫几个将军随便放出风声说，袁崇焕和皇太极有“胁和”的密约。一般人见皇帝比登天难，太监不比别人，是皇帝身边的人，最容易在耳边吹风。
崇祯皇帝年少不更事但自负有余，一听到太监的耳边风，“胁和”的证据确凿，当场把袁崇焕打入牢狱。
二、身陷囹圄犹未悔
兵临城下，遭遇强敌，坚守一方由于丧失自信，出现互残现象，本身是一种生物界的现象，就像老鼠在紧急情况下会互噬，是可以解释得通，毕竟人也是动物的一种高级形式。但是，如果一旦某人能顶住压力，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抵挡住强敌，结果也就完全不一样。这些场面并非没有在袁崇焕手中出现过：
第一次宁远大战，清兵猛攻，眼见城破在即，百姓就大骂袁崇焕害人；清兵退后，便即大哭拜谢。
然而这一次的京师保卫战由不得袁崇焕去孤注一掷。他被定性为“汉奸”后，不可能再带兵作战，以一战取胜来澄清事实。以汉族为主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恨男的当汉奸、怨女的被*，做了汉奸，不论以前立过多大功劳，杀一万次也不为枉杀。
对于命运，几经沉浮的袁崇焕也算豁达，一生坎坷，就像绑在井绳上的水桶，忽儿上忽儿下，上上下下何其多也，他自嘲为大明的“亡命之徒”。但这次变故实在唐突，让他纳闷百思不得其解。他想到先师熊廷弼“冤杀于西市，传首于九边”的命运。当时，熊廷弼的下狱蒙难后，袁崇焕就兔死狐悲、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作了一首悲哀的悼词：
记得相逢一笑迎，亲承指教夜谈兵。
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
慷慨裂眦须欲动，模糊热血面如生。
背人痛极为私祭，洒泪深宵哭失声。
太息弓藏狗又烹，狐悲兔死最关情。
家贫资罄身难赎，贿赂公行杀有名。
脱帻愤深檀道济，爰书冤及魏元成。
备遭惨毒缘何事，想为登场善用兵。
明朝历来不是一个善待忠臣的朝代，从朱元璋大杀有功臣始，中间有杀“保社稷以无虞”的于谦，眼前又有“功到雄奇即罪名”的先师熊廷弼的前例……一切历历在目，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想到这些，他不由地有些后怕。“难道我要步熊老经略的后尘，最终被朝廷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杀？难道我的命运竟然同岳飞和于谦相仿不成？”袁崇焕不禁扪心自问。可是，当今的圣上并非是南宋的懦弱昏君啊！他自觉督师蓟辽以来上对皇上、下对朝廷都是赤胆忠心，问心无愧，但为何还要遭遇如此变故呢？他变得有些迷茫和彷徨……一向重视名节的他甚至希望能有一位精通五行八卦的算命先生出现在眼前为自己占卜一卦，预测一下自己屈死之后冤情能否被后世人*昭雪、恢复名誉，否则，总感到心有不甘、死而有憾……百年之冤，会不会有昭雪的一天？
当崇祯皇帝将袁崇焕打入死牢，偌大的一个朝廷能够站出来为他说话的人，寥寥无几。这个自称是大明朝的“亡命之徒”终于要亡命于他效忠的主子。当然他再也没有机会去兑现 “五年平辽”的方略。千里驰援北京，变成千里奔丧——奔的却是自己的丧。
一悲，壮志未酬身先死；二悲，功到奇雄即罪名！
三、自断脊梁罪难咎
时势造英雄：晚明这段非常的时势，不仅造就了李自成式的乱世英雄，也造就了袁崇焕难得的将帅之才。在我看来，袁崇焕是英雄，人格中充满着令人敬仰的元素。
他颇具胆识，审时度势，深知大明国势，虽提出“五年平辽”的方略以安求成心切的崇祯皇帝。但是作为补充，他还提出了“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辽事应对方略。观当时之势，见识卓越，大明自万历十年起，国势渐颓，加上天启年间魏阉乱纲祸国，民生凋敝，农民军到处起事，大明这座帝国大厦摇摇欲坠。若能实施“攘外必先安内”之策，又得边境之安，“以辽治辽”，振势安内，发展生产，稳定人心，那时农民军再没有觉悟，也深知民族大义，只要剿抚相济，化破坏力量为建设力量，完全可以一致对外。那么，经过崇祯皇帝多年苦心经营，中兴大明、保江山社稷，并不是一纸空谈。但是，崇祯毕竟是崇祯，性格中的局限性太大，要不然他就是汉光武帝二世了。
袁崇焕下狱是崇祯二年十二月，处斩是三年八月，中间有近九个月的时间，如果要慎重审讯，反间计不难破解。况且崇祯皇帝深知“守辽非蛮子不可”。可惜，袁崇焕能够赢得对手的尊重，却赢不了崇祯皇帝的信任。那么，是什么让他非要杀了这个袁崇焕？
原因或许从崇祯的个人性格中寻找到答案。他平边心切，重用袁崇焕，是寄予厚望的，当时袁崇焕提出“五年平辽”方略，燃烧起他成就“千古一帝”雄心，然而三年过去了，并无建功。这次竟让满军冲撞到京师来。崇祯皇帝年轻气傲、求成心切，性格因素中又有妄想和猜忌的成份，清兵如此一来，让崇祯顿觉中兴大明前途渺茫，因此倍感失落，于是杀袁崇焕也在情理之中。史料反映，崇祯的妄想和猜忌是非常显著的。他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还不算）。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下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嗣昌自缢死，陈新甲斩首，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可见处死大臣，在他而言原不当是一件大事。这种对臣子的惩罚恰恰加速了明朝的颠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