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掉书袋”就类似于插进了几句黑话。不过，在小说中，我通常会对那些黑话作一些解释，免得一般读者看不懂。《石榴树上结樱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写的是农民，不需要“掉书袋”了，掉了，反而假了。当然，“掉书袋”对我来说，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增加小说的互文性，以使站在话语的交汇点上，与多种知识展开对话。在我看来，这也是激活小说与世界的对话关系的一种手段。
说到《花腔》的“掉书袋”，我想它不是为了“戏仿”而“戏仿”。如果说是“戏仿”，那也只是对历史学的戏仿，它是为了能够一本正经地书写葛任的历史。
魏：很不好意思！前面我的有些话也可能让你听不明白，一是由于我没有说清楚，二是我可能不恰当地使用了“概念”，其实那还不是“不清楚”的缘故。想不清楚、说不清楚了就搬概念、术语，是不少批评家都有的毛病。我还算不上批评家呢，如果不特别用心的话，这样的毛病自然会更多。我很认同你说的都是为了塑造人物。我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来自你较早以前的小说的两个细节，它们给我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一是《喑哑的声音》中的孙良对情人说一直没有写东西，因为他觉得写的每一句话别人都早就说过了；另一处是《葬礼》中的华林教授，在火车上写安慰他情人的卡片，把两段分别出自某两位大师之手的文字拼在一起，读起来却天衣无缝又感人至深，华林为此得意不已。我猜测，你对孙良可能有同感，对华林虽带嘲讽却是出于同一理由。作为一个写作者，无论是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当然是读得越多越好，可是，广泛深入的阅读是否也带来绝望呢？——面对众多的大师、经典，不由人不觉得什么样的表达都是在重复，怎么讲故事都会落入“窠臼”，任何创新的举动都踩着别人的脚步。
李：您问得好！孙良和华林，这两个人经常在我的小说中出现。这本身就能说明一些问题，比如，说明我在很多时候与他们感同身受。不过，我得赶紧强调一点，我可没有他们那样的艳遇。
有时候确实会感到绝望。世界上已经有了那么多的书，多你一本，少你一本，都可忽略不计。我想，这不仅是小说家的感受，这可能是所有从事人文学科的人都会有的感受。索尔？贝娄曾经无可奈何地表示，在这个时代，写作者将被抛到脑后，在世界末日来临之际，人文学科的意义就是应召为地下墓穴张贴壁纸。够悲观的吧？开句玩笑，我想对中国学者来说，这种感受可能更强烈，至少要比小说家强烈，因为说到底，小说家的写作，更多的还是从感性出发的。
可能是每个人的兴趣不一样，我本人反而喜欢那种广泛阅读后的写作。或者说，我喜欢在你所说的“绝望”当中写作。没错，写作需要想象力，但并不是所有的想象力都值得信任和尊重，对生活来说如此，对写作来说也是如此。我们通常所说的想象力，更多的与天赋有关，但我所信任和尊重的那种想象力，却更多的与我们的历史有关，与学识有关，与作家严格的自我训练有关。我很想称它为第二种想象力。这样的一种想象力，可能更为弘毅、坚韧，并充满着对话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反而认为，我看的书还很不够。
写作的理由、道理太多了，讲不完的。世上已有的婚姻，成功的也好，失败的也好，都不妨碍我们自己走进婚姻殿堂，而且代代如此。虽然结婚与写作不同，但是拿来打个比方还是可以的：结婚的理由有多么复杂，写作的理由就有多么复杂，结婚的道理有多么简单，写作的道理就有多么简单。对人来说，婚姻就是命运。对作家来说，写作就是命运。
魏：是的，就我个人而言，这种绝望伴随着我朝着成为学者的方向努力。还是用一个老套的问题来结束这一次的对话吧，能否谈谈您接下来要写的或正在写的？
李：我原来计划，除了中短篇小说，这辈子只写三部长篇，一部关于历史的，一部关于现实的，还有一部关于未来的。《花腔》是计划中的第一部，《石榴树上结樱桃》是在准备第二部长篇时，临时插进去的。我现在正在写的，是原计划中的第二部，也就是关于现实的一部小说。内容比较复杂，篇幅也比较长，大概要写三十万字，几句话讲不清楚，何时能够写完也不知道。计划中的这三部长篇，其实贯穿着我的一个想法：历史既是现实，也是未来。这句话倒过来说也行：未来既是历史，也是现实。当然还有第三种说法：现实既是历史，也是未来。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东西（1）
东西简介
原名田代琳。
1966年生于广西。
1985年毕业于河池师专中文系。
1990年开始发表作品。
1996年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2006年获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
现在广西文化厅艺术创作中心工作，任广西作协副主席。
东西自述：相信身体的写作
东西
今天，凡是和文学沾边的人都感觉到了读者的严重流失，曾经亢奋的文学不得不接受疲软的现状。有人说这是文学回到正常，有人说这是读者不思进取，也有人问，不读《红楼梦》难道会影响生活质量吗？文学留给文学工作者一片哀叹和反思。但是，我分明又看见广告在寻找诗意，新闻在讲故事，短信在优化语言，网络在展开想象，影视在吸收思想。文学似乎又无处不在，它的寄生能力好像从来没这么强大过，人们对它的需求也从来不曾熄灭，只不过是把整车皮、集装箱似的进货变成了各取所需的零星采购，在过去“来单照收”的流程上增设了验货关卡，读者对文学的衡量不再是一把尺子，写作的标准因此越来越多。
过去作者们只为文学杂志写作，以能登上名刊为荣，也只有发行量大、影响广泛的刊物才有能力把陌生者变成名作家。文学杂志几乎是作者们成功的必经之地，想要出名就得先在这里接受考验，所以，大部分作者都在文学杂志的标准下构思。但是现在，写作的道路纵横交错，作者们完全可以绕道而行，不想上杂志的直接在出版社出书，不想出书的直接把作品挂到网上，也可以先写影视剧本再改成小说，或者让作品参加各种大大小小的文学评奖……每一种模式都有其标准：杂志有文学的基本标杆，出版社有市场判断，网络有点击率，影视看票房和收视，评奖看主题。写作有了更多的去处，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再也不用担心吊死在一棵树上。
虽然多种标准让写作有了繁荣的可能，作者们曾经千呼万唤的创作环境也终于出现，问题是宽松的环境常常伴随降低标杆的危险，作者们完全有理由在各个标准之间游弋。获不了奖可以用发行量来安慰，上不了杂志能在网上赢得点击率，出版不了的小说有影视公司改编，卖不动的书或许能被评论家叫好。写作者们照搬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这里受伤到那里抓药，很少有失败感。写作变成了一件最容易的事，它受宠于过度的自由，最终把多种标准变成了没有标准。只有对此足够警惕的作者，才有可能维护文学的尊严。“因为对于我来说，每一本书都比前一本书难写；文学的进程越来越复杂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曾经有感而发。
但是，对于我来说，写作绝对有一种不变的标准，那就是“身上响了一下”。这是爱因斯坦的理论，当他看到他的计算和未经解释的天文观测一致时，他就感到身上有什么东西响了一下。借用到写作上，“响了一下”可能是发现，也可能是感动，甚至是愤怒。没有人敢怀疑写作是脑力劳动，“思考”曾经是写作的最高追求，不少作家都有以小说达到哲学高度的企图。但是，格言不利于情感表达，说理不等于小说。有觉悟的写作者于是呼唤心灵，主张用心灵写作，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批评过分的智力游戏，抛弃对脑子的过度依赖。这样的写作要求似乎已无可挑剔，然而纳博科夫却不满足，他说他的作品主是为那些具有创造性的读者——那些不是仅靠心也不是靠脑，而是靠心灵和大脑和敏感的脊背一同阅读的艺术家而准备的，这样的读者能从脊背的震颤中感受到作者想传达给他的微妙的情思。纳博科夫“脊背的震颤”就是爱因斯坦的“响了一下”，他们都强调身体的反应。由此可见，写作不仅是脑力劳动，还是心的事业，更是身的体验。所以，米沃什说：“诗人面对天天都显得崭新、神奇、错综复杂、难以穷尽的世界，并力图用词语尽可能地将它圈住。这一经由五官核实的基本接触，比任何精神建构都更为重要。”
东西（2）
这才是真正的“身体写作”，它不是“脱”也不是“下半身”，而是强调身体的体验和反应，每一个词语都经由五官核实，每一个细节都有切肤之感，所谓“热泪盈眶、心头一暖”都在这个范围。如果写作者的身体不先响了一下，那读者的脊背就绝对不会震颤。所以，每一次写作之前，我都得找到让自己身体响起来的人物或者故事，我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寻找和发现。不管写作的标准有千条万条，我相信只有发现秘密、温暖人心、触动神经的文学，才会在低门槛前高高地跃起，才有可能拉住转身而去的读者。
对话东西
从不背叛自己的内心
胡群慧 东西
胡群慧（以下简称胡）：《后悔录》是你继1997年的《耳光响亮》推出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里面塑造了一个不断后悔的小人物曾广贤。我记得你在创作谈中曾经说过：“只有写出像阿Q那样的使我们脸热心跳的作家，只有把我们的秘密戳穿的作家，才会是真正的大师。”我可以把《后悔录》看做是你在写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