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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弱势群体的节目，我们更希望给精英人士看
记者：凤凰如何定位自己的受众群体？
刘长乐：我们一开始并没有定位为精英文化，城市青年台的定位强调时尚性和青春性，实际是一种大众文化的定位。但是在以后不断改造和不断调整中间，使得我们的市场感觉越来越敏锐，通过对中国电视市场以及海外电视市场分析研究，我觉得我们要走另类的路线，就是要在市场定位方面瞄准三高人群，三高人群就应该用精英文化的表现形式体现。我们当时的办法是趋向于老少皆宜、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并走的形式，在栏目上区分出来，既有《非常男女》的节目，完全走大众化路线，包括现在的《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但是我们又有很多节目是走精英文化的路子。关怀弱势群体，并不是我们要把这个节目给弱势群体看，我们更希望给精英人士看，引起他们的关注。因为精英人士中间有高层的官员、高级知识分子、高收入人群，之所以有这个取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市场落地情况导致的。因为我们市场落地情况是在沿海地区、发达地区落地的空间大，在农村包括西部落地的空间小，所以我们的定位也由我们的物质条件决定。对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考量方面，首先我们是一个大众传播媒体，大众传播媒体肯定是以大众文化为先决条件。最近李希光又讲了，什么叫新闻媒体？什么叫新闻？新闻媒体就是一个做新闻的商业机构，把商业化问题进一步定位。我现在觉得我们的定位是双重性的，有两重性。比如说凤凰卫视资讯台和中文台，我觉得资讯台走的是完全彻底的精英路线，而中文台则不是那么彻底。
刘长乐（3）
《时事辩论会》是在中国现有的新闻语境中一个大胆的尝试
刘长乐：《时事辩论会》这个节目形态是正反两方的辩论，它是多元化话语空间的具象表现，尽管它只有两个或者三个声音，但是它强调不同，它最重要的是强调不同，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的媒体大部分是一个声音，而我们强调不同，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运用时事辩论会的形式，让正反两个方面来辩论，而《时事辩论会》还有一个更大的优势就在于它是直播的，因此我们又把《时事辩论会》和观众互动的部分变成网上直播，从网上直接进入，在网上可以聚集起一大批网民，他们这些人能够参与其中，代表更多人的声音。《时事辩论会》本身也是在中国现有的新闻环境、新闻语境中一个大胆的尝试，它的边缘和中国新闻语境的边缘起码是吻合的，当时我想了很长时间，这个节目怎么办；办不办？后来这个节目出来一段时间以后，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现在这个节目站住了，尽管受众空间不是很大，有一定的专业性，但是这个节目是成功的，这个节目一眼就被日本 NHK 看中了，NHK 买的凤凰整体的栏目，就只有《时事辩论会》这个节目。日本朝日电视台的田原总一郎提出来能不能跟我们辩论，这也是一个突破，《破局之辩——中日辩论会》在中日关系史上写下很重的一笔，因为在中日官方、民间、学者间完全没有对话机制的情况下，首次用电视做载体进行公开辩论的就是朝日电视和凤凰卫视。《中日辩论会》在中国和日本都播了，在日本播了以后反应非常强烈，据说小泉本人也看了，对他有很大的冲击。中日关系的辩论在空中架起一个桥梁，什么问题、什么事情都可以对话，这个《时事辩论会》演变或者延伸出来产生《中日辩论会》。我当时就讲这个意义是很大的，现在看来也确实是如此。对于公共的话语空间或者公共的话语平台这一点，凤凰试图营造或者已经营造了，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几乎所有节目都利用凤凰网或者网上对话，给公众提供对话的平台，甚至包括娱乐节目都是一样，我们极端重视公众参与，我们极端重视和公众互动，我们极端重视公众对我们节目的反馈，为公众服务是我们坚持的，这一点是天经地义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
凤凰有的节目，没有广告我们也要办
记者：凤凰考量节目优劣的尺度是广告收入吗？
刘长乐：有的时候我们很多节目都到了不能办的地步，因为没有广告，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办它？这是和我们的几个追求都相关的。这有几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我们必须有基本广告收入，能够维持生计，客观条件在这儿放着才行。第二个，即便没有很好的广告收入，对整体品牌的营造，或者对凤凰整体形象树立都起到添分的作用才行，起码是这样一些条件，比如现在的《口述历史》，凤凰台北公司的三个节目《李敖有话说》、《新闻骇客赵少康》、《解码陈文茜》都没有广告，我们分析投资人的心态，他们不敢。李敖的节目非常好，谁都愿意看，但是没有人愿意投广告，大家害怕。但是这类节目确实对收视率有着极大的帮助，对于呈现凤凰多元化的媒体声音，有着非常好的支持。
记者：三个台湾名嘴同时亮相凤凰，三档节目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刘长乐：台湾###骂五大寇，第一李敖，第二陈文茜，第三赵少康，第四李涛，第五李燕秋，但是李涛和李燕秋他们现在的排行下降。这三个人的节目各自有一个清晰的定位，李敖着重在历史方面，而且对历史事件或者说对过去一些事件的历史性解读和分析上，具有历史价值；陈文茜节目比较多的是文化角度，赵少康是纪实角度，赵少康最贴近新闻事实本身，台湾民进党要员最害怕赵少康的节目，但是赵少康到目前为止也是最可怜的，到目前为止他最后一个在台湾的阵地就是《年代》，他在电视上就剩下我们这一个《新闻骇客赵少康》。这是三个节目的不同。另外他们播出的时间不同，《李敖有话说》礼拜一到礼拜五，是在中文台，《解码陈文茜》是礼拜六也在中文台，但是《新闻骇客赵少康》是在礼拜天，在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的主持人不是千人一面，而是一人千面
记者：凤凰的激励机制造就了一批敬业又专业的员工。
刘长乐：凤凰有什么激励机制让大家玩命地干？其实有很多方式应该可以这么做，包括薪酬，但还有一个，因为我们凤凰有这样的影响力，可以让他们做的每件事情都掷地有声，绕梁三日。比如说闾丘露薇，她在伊拉克前线进行精彩的战地报道，得到了全世界华人的赞扬，被称为“战地玫瑰”；吴小莉用亲和力扩大了凤凰的影响力，大家会非常疼爱她；胡一虎用他非常有魅力的口才，在《凤凰全球连线》里和全球华人联系，得到很多有识之士的推崇，他们的新闻理念、新闻追求能够在凤凰的舞台上得以实现，他们作为媒体人的价值能够在这里得到最完整、最充分的回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个性得以张扬。我们过去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甚至再往上追溯，我们在张扬个性方面比西方差得很远，我们没有自我论，我们是批判自我论的。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越来越尊重自我的价值，越来越尊重人的价值。对人的价值的尊重也是在媒体方面体现出来，在凤凰能够做回“自己”，弘扬“自我”，他们一个是一个，不是千人一面，而是一人一面，甚至一人千面。
刘长乐（4）
凤凰的“疯子”中大陆来的多
刘长乐：凤凰之所以能够激发、诱发出员工的潜力，可能他本人本质里有“疯”的基因，到凤凰以后才被激发出来，比如董嘉耀，原来他在内地一个星期干三天的活，另外三天不知道到哪里去，跟老人一块散步，他心里知道他有一种上进心，有强烈的上进意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他还有多大的能量。他到了凤凰之后，这种潜质被发挥了出来，现在他已经是资讯台执行副台长，跟北京广播学院同期毕业的比，简直不可思议，因为他才29、30岁嘛。凤凰资讯台相当于华语 CNN，他是二把手啊，就是这么一个概念。你说这个变化有多大！有抱负的人才到凤凰来，凤凰的门槛也不容易进，首先要有“疯”的基因，或者他知道凤凰将来会打造一个“疯子”，他能承受得了，他才会来，并不是说我们凤凰目前注册的所有人都是“疯子”，也有些人很理性，也有人按部就班，比如香港的本地员工。比较“疯”的人大陆来的多。大陆这些知识分子或者来自大陆的从业人员做事情充满激情，我觉得有激情很重要，我很喜欢有激情的人，你没本事没关系，你要有激情我们就可以训练你，可以培养你，你要是没有激情了，那就完了。
前天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陈玉佳说什么也要跟我谈一次话，她一下子拿出六个报告，什么报告呢？就是她对六个新节目的企划案，非常好。我不说这六个栏目能不能上，就说这种精神就值得鼓励，都是这样的员工，你还愁什么呀？这也是“疯子”，一个人写一个报告就完了，她一个人写六个报告，你说疯不疯？
在柜子里放上五万美金，重大事情发生之后，新闻别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