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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柜子里放上五万美金，重大事情发生之后，新闻别动队打开柜子就可以拿钱出发
记者：每有大事发生，凤凰从不落伍，作为管理层怎样应对突发事件呢？
刘长乐：我们有一个新闻别动队，专门应对突发事件，为了抢时间出发，我们专设了一个柜子，让负责签字的副总裁先签好字放在那里，并在里面放五万美金现钞，重大事情发生之后，新闻别动队打开柜子就可以拿钱出发。因为我们记者持有的香港特区护照有130个国家免签的优势，他们可以拔腿就走。记得原来我在中央台军事部的时候，专门出差的包就放在办公室，一有突发事件，给家里打个电话，背起书包就走，这个书包里有洗漱工具，有钱，有证件，连换洗衣服都有，只不过凤凰的新闻别动队比我们那时走得更快，也走得更远。
我们现在五大洲四大洋都走遍了，就剩澳洲没走了
记者：凤凰通过多次电视行动迅速提升了自己的影响力，您能对凤凰的电视行动作一下总结吗？
刘长乐：要使媒体扩大影响力，吸引观众眼球，大型的电视行动毫无疑问是一种好方式，是能够体现凤凰卫视电视行为最直接的东西。电视的行动应该有这么几个基本的特色：一个应该有悬念，悬念很重要。第二还要有明星，我们说有几个电视行动很引人注目，跟我们的明星有关系。当然明星不是惟一要素。再一个要有灵魂，就是要有非常好的主题，比如《千禧之旅》就是寻根之旅，《柯受良飞越黄河》有非常好的主题，就是庆祝香港的回归。《李敖神州文化之旅》的魂魄就在于他在两岸三地的文化交流中具有非常好的亲和力，有两岸血脉相连同根同族感情的纽带，这都是他的优势。当然李敖也有悬念，又是明星，这些要素都具备。第四，要有电视产品。有很多电视行动不能没有节目，这个节目应该包括比如说它应该有非常好的专题节目出现，也应该有非常好的新闻节目伴随，还应该有其他非常好的新闻媒体的策应，这样才能达到行动的目的。第五，就是电视行动应该有比较好的资金和广告商支持。
我觉得这些要素都不应该缺少，我们现在做电视行动已经做到了极致，现在有人说超越凤凰的电视行动非常有难度。比如我们现在五大洲四大洋就剩澳洲没走了，也有人说能不能加一个澳洲之旅，澳洲政府也愿意资助我们，我说等一等。我们就想，倒不是怕劳民伤财，其实是能挣钱的，主要是我们开展电视行动要面临超越自己、突破自己的问题。但是我们是不是就不做电视行动了呢？从李敖大陆行你们就能发现一个变化，《李敖神州文化之旅》就是一次崭新的电视行动。这次电视行动无论是内容上、形式上都是一次突破，当然影响力上也是一次突破。李敖大陆行，说老实话，我估计会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没有估计到有这么大，到现在为止《李敖神州文化之旅》的产品非常丰富，电视节目有吴小莉主持的李敖凤凰网对话网民，陈鲁豫做了两期《鲁豫有约·李敖》，窦文涛的《锵锵三人行》，我们还做了一期《凤凰大视野·李敖神州文化之旅全记录》。另外还有子墨做的节目，这些还不算平常的新闻节目。
用有限的资源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节目或者大的电视行动，这个电视行动是全方位的，是立体的，是多角度的，它所带来的影响力让我们感觉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你想想，不光是凤凰，华语电视的媒体行为很少有引起西方媒体关注的，李敖文化之旅就引起了西方媒体的广泛关注。这次我到美国去，美国政府高官跟我说，从李敖大陆行中他们看出中国政府正在走向新的政治开明。我说，你们怎么有这个判断？他说李敖这个自由主义者来了，到北大、清华、复旦三个大学去演讲，媒体进行了公开的报道，他们认为这不是偶然的，他们认为这种报道是政治事件，实际上是表现出中国政治上的新开放。由我们的电视行动所带来的这种政治影响力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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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乐（5）
记者：凤凰的电视行动有可能从“极致”的程度上再开辟出新的境界吗？
刘长乐：李敖神州文化之旅给了我新的启发，我认为凤凰电视行动到了一个升级换代的时刻，也是说明凤凰的影响力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我们这个体会不光是从这一件事情，包括从亚洲博鳌论坛开始，我们作为一个民间华语电视机构，它的活动空间或者说它的国际政治的舞台，随着影响力的增加在扩张。这种扩张也许是无意识的，但是我们应该把握住这个机会，要做到名副其实，所以在亚洲博鳌论坛，凤凰扮演着重要角色，几个重要的场次别的媒体无法参与，凤凰进行了直播。为什么？因为凤凰的身份是合适的。因为凤凰的特殊定位，凤凰变成了一个极具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媒体。这种角色的变化我觉得根本不能够用资讯台增加多少广告量来衡量的。美国的大员、法国的大员、英国大员到中国来访问都接受凤凰的采访，为什么？一个是影响力，一个是客观的政治立场。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
我觉得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凤凰应该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如果凤凰能够驾驭中日题材、中美题材、两岸题材，而这种角色都是别人无法替代的，那凤凰的政治影响力或者说政治的话语空间就具有了不可替代性。所以我觉得凤凰下一步的电视行动会和政治联系得更多。
这十年对我而言，是我50年的生涯中最丰富的十年
记者：您的员工都说您是一个感性的老板，您掉眼泪最多的是哪一次？
刘长乐：比较深刻的、最多的一次还是2001年中国申办奥运成功的那次，那不能说哭，是百感交集，你们也知道我们凤凰卫视那次莫斯科直播是多么不易，眼泪中有悲壮，有委屈，有欣慰，更有自豪。
记者：凤凰这十年，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刘长乐：这十年对我而言，是我50年的生涯中最丰富的十年，就是生活最丰富，也许是最有成就感的，当然也是惊心动魄的，很多故事，很多感慨，这十年。
记者：您的理想是在中国的新闻舞台上种上参天大树，十年树木，凤凰这棵“新闻树”现在长成什么样了？
刘长乐：我觉得还是能经得住风雨的，现在应该还是在迅速成长期，郁郁葱葱，枝繁叶茂。
（本文由作者与人大新闻学院及凤凰卫视记者共同采写）
王纪言（1）
公元一九九六
口述人：王纪言
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 中文台台长
口述时间：2006年3月2日 3月12日
口述地点：凤凰影视（深圳）有限公司
北京凤凰会馆
假如他们不负责任录取了我，就会多了一个不合格的播音员，少了一个合格的做电视的人
记者：众所周知，凤凰卫视所有的人都称呼您“院长”，这个称呼因何而来？
王纪言：来凤凰卫视之前，我在北京广播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传媒大学当过十年的电视系主任和六年的副院长，“院长”的称呼由此而来。说起“广院”，大家都知道它被称为“中国广播电视人的黄埔军校”，在这里我曾经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求学和工作生涯。所以，对“院长”的称谓我挺喜欢，它既是二十多年学院经历的代名词，又有点“师长学长”的意味，就是解释起来要多用点口舌。
记者：您哪一年考入的广院？
王纪言：1974年。我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广院招收的第一批学生。我的人生在那个充满了动荡和变数的年代因为一次不自觉的选择发生了改变，就是我报考了当时刚刚恢复招生的北京广播学院。
记者：那时您的身份是什么呢？
王纪言：我家乡是在内蒙古，当时我在农村当了四年农民以后，就到呼和浩特一个报社当记者，经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的我们不论受过多大的痛苦和磨难，从来没有丧失过对未来的向往和信心，这是“老三届”的那代人非常宝贵的品格。在报社我是招聘进去的记者，主要跑农业新闻，当时在内蒙古当农业记者，到农村采访是很艰苦的，而那时候农业的情况和农村的状态也比较混乱。天气变化无常，风沙很大，我记得我们常常顶着大风骑着自行车采访，如果到较远的地方要先坐长途车到县城，然后再租自行车下乡，有一次采访一个场院的老人，我就睡在他的炕上，炕上没有被子，我就穿着老人丢给我的皮裤，吃的饭是拿羊油熬的糊糊。田头炕沿上的采访虽然艰苦，但我的基本的记者采访本领和基本的新闻职业训练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记者：什么时候萌生了报考广院的念头？
王纪言：报考广院完全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这和当时的政策和体制有关系。那时候各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要到当地招生，这种招生体制是把某一个专业分给某一个单位，我所在的报社分的是播音专业，由于我在报社的工作比较出色，发了大量农村的稿子，大家推荐我去，我最想考的是和新闻报道有关的专业。但是只有播音专业可以报考，怎么办呢，我决定也要去试一下，于是我和另外一两个人，到内蒙古广播电台的播音室里试音，就是唱一首歌、朗诵一首诗、念一段新闻稿，好在当时的老播音员挺负责任的，认为我虽然声音很大，但是z、c、s和zh、ch、sh分不清，另外呢还有口音，所以他们没有同意录取我。假如他们不负责任录取了我，那么在后来北京广播学院的毕业生里，就会多了一个不合格的播音员，少了一个合格的做电视的人。在那种情况下，招生委员会突然发现，像播音这种有较强专业特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