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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毫不迟疑地对他们说，马上住院，接着得做“腰穿”或者“核磁共振”。
把他们送出诊室后，我赶紧拿出留在抽屉里的教科书，很快翻到脊髓炎那一章：“早期脊髓休克阶段。倘病变重，范围广或合并有尿路感染等并发症者，脊髓休克阶段可能延长，有的可长期表现为弛缓性瘫痪，或脊髓休克期过后出现痉挛性屈曲性肢体瘫痪，此时肢体屈肌张力增高，稍有刺激，双下肢屈曲痉挛，伴出汗、竖毛反应和大小便自动排出等症状，称为脊髓总体反射……”和她的症状多么相符！我判断的多准确！我断定是“急性脊髓炎”！
这种在大城市中非常罕见的病，居然被我碰到了！而且，没能逃过我的判断！我被这个难得的、复杂的病例激动着，我太希望遇到一次奇迹了，也太希望刚工作的自己能创造奇迹了。
她哥哥出去了一阵又返回来了，很着急地对我说，能不能打打针就让她回家里养？她订了婚，家里穷，急着把她嫁过去，因为那家的日子好点儿。我对这种无知和不配合非常恼火，说，这种病不治疗好的话怎么能结婚？那是要瘫痪的。我干脆把那本摊开的教科书拿到他面前，上面清晰写着的“瘫痪”二字一下让他消停了。
他很紧张地看着我，听话地看着我开出了“核磁共振”的检查单。他问了价钱之后就迟疑了，说总共也没带那么多钱。当时的“核磁共振”检查是1000元左右。他求我能不能缓两天，容他回去借钱？我想了想答应了，让他先把女孩儿送到病房住院。
女孩儿从椅子上很困难地站起身，我跟在后边急着下班，就随意地催他说“背着她去吧，那样快点”。她哥哥很听招呼地蹲下身，女孩趴在了他背上，后来我才意识到，我的错误和她的悲剧也许从那次“背”就开始了。
她住院的第三天院长来查房，我很有把握地把病例讲了一遍，关于脊髓炎的种种治疗已经成竹在胸，只等着在查房现场露一手儿了。院长慈祥而严谨，是参加过结核病高发年代普查治疗的老医生。
他认真地听完我的汇报就让护士帮忙把女孩翻过身，在我说的脊髓炎的位置上用手摁了摁，女孩儿“嗯”了一声喊“疼”。院长又问了症状，马上警觉起来，问：“拍X光片了吗？”我解释说“核磁”检查已经联系好了，明天做。院长很不满意，“核磁！核磁！怎么上来就想到核磁？就不想着给病人省钱？脊髓炎？我看像是结核。”又拿过我的病例记录，一看就急了：“怎么能这么草率就用了激素？”
急性脊髓炎的治疗没有特效药，一般是用激素控制，同时给予神经营养药，然后是防治并发症，尤其是泌尿系感染及褥疮，而结核是绝对不能用激素的。有一种“类固醇性肺结核”，就是在应用激素后诱发的肺结核。因为激素的使用抑制了机体免疫功能，能致使患者新近感染结核或体内潜在的、静止的、临床治愈的结核发病或复发扩散。也就是说，如果她真是结核的话，我的治疗处方正在起反作用。
当时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正是卫生条件、营养状况明显改善的时候，刚刚开始的好生活被不断改变的疾病谱证实着，我们的目光紧盯着各种不断增加的慢性病、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痛风等等，而感染性疾病、传染性疾病正在逐渐退出我们的视野，直到后来来了“非典”，传染病才重新被人们关注。我那时天真地以为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干净的、富足的社会，结核这种已没有什么治疗玄机的病确实被我忽视了。
当天下午我就给她做了X光检查，和院长所说的一样，是脊柱结核，而且结核菌已经侵袭了脊柱的骨头，部位就是院长按着她说疼的地方，脊椎已经有了萎缩和塌陷。
我赶紧让护士停药，幸好院长发现得早，否则停激素都要很困难。我又找到她哥哥，告诉他他妹妹得的是结核，这病现在不难治，很多药是免费的，至少比脊髓炎要好治；原来准备借钱做的“核磁共振”现在做个X光就行，少花了不少钱，但是得转到另一家专门的医院。
他们对医学一无所知，对误诊更没有察觉，一听到药能便宜，检查也省了，马上眼睛一亮，对我感恩戴德地说着“谢谢”，让我赶紧给她开转院单，他们想第二天就转走。
我像得到了大赦令一般出了一口气，我唯一盼望的就是他们尽快从我的视野里消失，让残局不要再扩大。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要是换个精明的城里人，我从医生涯中的第一个官司就惹上了。
第二天我出门诊，在走廊里碰到院长。他问，那个女孩儿怎么样了？我说已经安排今天转到结核病院。院长点点头走过去，又返回身问，“怎么走的？她得平躺，脊柱空了经不起搬运……”我的脑袋“嗡”地一声，心想，坏了！我又错了一步！我怎么忘了叮嘱他们呢？！
现在经常搞的市民急救知识普及里经常强调的一点就是，遇到脊柱受伤的人，搬运时一定要小心，受伤者一定要平躺在硬质的担架上，因为已经受伤的脊椎很可能在体位的改变中伤到像豆腐一样软嫩的脊髓，病人的命虽然保住了，但是最终会落下残废。
我慌慌张张地往病房跑，想赶在他们转走之前告诉他们搬运的办法。病房的护士告诉我：“一早就走了，和来住院时一样，也是她哥哥背她下的楼，反正没用医院的救护车，那得花多少钱！”
我赶紧又给结核病医院打电话，他们说，没有收到这么个病人。我一下就明白了，他们肯定是出了我们医院就回家了。这样的病人我们见过，特别是农村病人，因为怕花钱经常自作主张地违反医嘱。我不断想到那女孩儿一次次趴在她哥哥背上的情景，我知道那个已经被结核菌掏空的脊椎危险了……
我在医院又干了一阵之后，正赶上医药代表行业出现，我跳了槽，很快拿到了超过医生两倍以上的工资。但每次报纸上登一次医疗事故，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女孩儿。
离开医院快到一年的时候，同事转来了不少寄到那里的我的信，其中有一封是北京山区的。我觉得地名很熟，里边还有张照片，一看才发现就是那个被我误诊为“脊髓炎”的女孩儿。
她在信里告诉我回去之后也没接着治病，家里没那么多钱，后来真的走不了路了。
女孩儿长得挺好看，坐在那里像个正常人，估计婆家也是只知道腿有病，以为是身体弱，吃好了就能好起来，所以婚还是照样结了。
照片上的她穿戴整齐，披红挂彩的。她说，结婚之后腿就不行了，婆家对她还不错，给我写信也是为了再来北京治病，想快点好，因为得生孩子。
原来，从我们医院转出去之后，她哥哥就改变了主意，的确没去结核病医院，想拿着药回家吃能省钱。对于结核病的治疗，我们国家有一个叫做“监督服药”的独特医疗服务体系，就是专门有医生入户，眼看着结核病人把药吃下去。现在世界上结核病挺严重的，大有死灰复燃的意思，不是没有治疗药；而是因为病人不能坚持服药；使结核菌产生了耐药性。中国是结核控制较好的国家，就是靠这个“监督服药”的笨办法实现的。但女孩儿没能受益，她的家乡太偏远，没有医生过去监督，她自然是吃完了带回去的药就停药了，情况可想而知。
一次错误的使用激素、两次我指示下她被她哥哥背走，会在她的瘫痪中负多大的责任我也说不清，但是我是他们唯一求医过的人，唯一给他们医学提示的人，至少我没能遏制她的病情发展；她的瘫痪和我有关。
我马上给她回了信，但我不敢告诉她这种瘫痪很难恢复。脊柱骨头的破坏使脊髓失去支撑，已经受伤的脊髓还有多少希望已经很难说，就算有，至少也需要手术治疗，清除嵌入脊髓的骨折碎片，而那样的治疗费用对他们来说肯定是天价。
我给她寄去了1000元钱，先让她买点营养品，告诉她我现在已经调离医院了，等我以后找到了合适的医院再告诉他们。我知道这是假话、是托词和搪塞；但没有办法，我觉得只有假话和钱能帮她。
她的回信自然是千恩万谢，她说他们全家一年也就挣这么多钱，他们那儿的邮电所都没一次收过这么一大笔数目的钱。她的婆家因此对她另眼相待，因为居然有个城里的医生能那样对她。她的字写得很幼稚，话很实在，但越实在我心里越难受，她始终以为我是他们的救星呢。这种善良的误会是我误诊之后最大的心灵折磨……我那时就已经想好了，只要我还能挣钱我就会一直寄下去。这真不是高尚，我就是借用这种方式还债，要不然良心上过不去。
人的生命力真强，特别是农村人，她在瘫痪之后还是怀孕了，3年前生了个儿子。瘫痪的人生孩子在医学上能够解释，因为瘫痪并不一定影响生殖机能，只是瘫痪者的怀孕和生产要比正常女人艰难得多，因为她的肌肉、皮肤本来就失去了运动能力和感觉功能，现在还要多承担一个孩子，她根本不可能像正常人一样自己分娩。
她告诉我儿子出生之后她身体更不如从前了，但是婆婆给带儿子，她自己没有什么大碍，不过就是出不了家门。
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去郊区旅游，就从她住的地方过。山坡上零零星星的石头房子非常破旧，当地人说可能马上就拆了改建旅游度假村。我的同事都说，真遗憾，那就没有原味儿了。我当时忍住没说什么，心里却对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充满了抵触。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