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专业人员参加，节目丰富多样，出现了几对相声。我们很兴奋，感到相声复出有了希望。其中铁道部第三铁路设计院业余文艺宣传队演出的一个相声，内容是表现修建坦赞铁路的事情。他们去过坦赞铁路施工现场，有生活，很新鲜，但相声技巧谈不上。我看了这个段子，就想拿回来修改。我跑到后台找到作者一商量，作者很痛快，“好哇，马季同志，谢谢你了。”段子拿回来，我和王金宝一起修改，这是我和王金宝的第一次合作。
这一段时间，我的腰椎有病，严重的骨质增生，压迫腿神经，阴雨天犯病的时候，腿动不了，必须卧床休息，这是在“五七”干校落下的病。我从“五七”干校回来后，有一次正犯病在家躺着，曾在“五七”干校当军代表的北京南口某装甲师参谋长，为部队办一个晚会，就开着车来接我去演出。一看我的情况，他说：“走，上我们卫生队给你治治。”我妈不明白，直掉眼泪，“人都这样了，怎么还拉走啊。”拉到部队，打了一针吗啡，上台演出没事，之后就留下来了。治疗过程很长，是按摩治疗。我就正好利用这个时间修改相声段子，就把王金宝叫来了。当时殷培田和于万海也赶去看我，我们四人就一块儿讨论修改方案。师部给我们安排住在招待所里，吃在部队食堂。一改就是几个月，左一稿，右一稿，有机会就试演，多么盼望相声能有出头之日啊！但就是通不过。当时哪有相声啊？曲艺只通过了一个单弦《一盆饭》，一个快板书《奇袭白虎团》。
在这段时间我时常感叹：相声想恢复演出，真不容易啊！《友谊颂》改出来后，王决同志组织录音。然后拿着录音到南口二七机车车辆厂、铁道部援外办公室征求意见，意见反馈不错。又派我们去充实生活，学一些斯瓦西里语，因为段子里有许多斯瓦西里语，是跟援外战士学的，不怎么标准。
一天上午，在二七剧场，我们要向于会泳为代表的文艺组领导汇报演出，争取审查通过。
临场前的气氛，异常紧张。北京曲艺团的协理员做演出动员，他说：“今天，是我们的生死关头，就看你们的表现了！一定要把过去的表演程式、动作都去掉，不能带一点旧痕迹，千万别油！这关系到相声的生命问题，希望大家争这口气！”
我也紧张，因为身上的“担子”太重了。还好，没出什么差错，顺利演完。演完了还是紧张。因为还得等待结果。时间在焦急的等待中一分一秒地过去。吃过中午饭，广播局的一位领导叫我们：“过来，过来，这个段子没有通过。”
“为什么？”
“一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什么问题？”
这个领导拿好姿势，慢条斯理地说：“毛主席讲，三个世界的问题，在你们这里体现不到。不客气地讲，人家提出的意见是说，这个段子跟毛主席提出的论点唱反调。你们的作品老讲这样的话，什么‘援助坦赞’，这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国不论大小，从来都是相互援助，你们总是援助人家。你们知道不知道中国加入联合国，坦桑尼亚是第一个投赞成票的？”
“那怎么办？”
“改！”
我们把这些意见，转达给二七机车车辆厂的工人，工人们不干了：“设备是我们出的，人是我们出的，多少人牺牲在那里，‘援助’两个字都不许说，我们不理解！”
可是，我们不能这样说，要往“三突出”方面修改。老实说，那时候一听到上面要“提意见”，心里就紧张。《友谊颂》是我们政委传达的意见。真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后来的《山鹰》、《海燕》都是中央文化组亲自传达意见。人家传达，我记录，手一直在哆嗦。
几经周折的《友谊颂》（2）
中央文化组的这个人是谁？
不认识。
过后，赶紧打听：“这位是谁呀？”
“拉胡琴的。”原来是样板戏剧团的，不懂相声，可以随意批评“相声”。不懂什么就批什么，没顾忌！这不会是当“领导”的学问之一吧。
修改是在广播局负责宣传的军代表亲自领导下进行的。他说，段子头一句就是问题。头一句是“好多年没跟大家见面了”。一说这句，观众就乐。而且长时间的热鼓掌。因为观众几年都没听相声，相声演员几年没跟大家见面了，观众知道侯宝林戴高帽了，不知道马季去哪儿了，现在终于见面了。说这么一句话，寒暄寒暄，这是我掌握观众心理才写出来的一句话。
当时的一些人认为“侯宝林、马季”这类人，张口就是这样的话，表现了他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只好改成：
甲 相声演员应该经常深入生活，深入到工农兵群众当中去。
乙 对。
甲 您看我最近出了一趟门。
乙 您上哪儿啦？
甲 我出国了。
原来第一句话后，直接接“您上哪儿啦”，本来不是哏，大家听了都乐。可见，当时的民心开始对少数人操纵的“文化大革命”的反常行为已经怀疑和憎恶了。
还有一段：
甲 我爬到了高处，向非洲朋友一招手，哎呀，怎么这么热呀？
乙 嗯？不可能吧？那地方是海洋性气候，温度最高也就三四十度。
甲 三四十度可热。
乙 五六十度？
甲 热！
乙 ###十度？
甲 热！
乙 别热了，再热就开锅了！
甲 这比开锅热呢！
乙 怎么那么热呢？
甲 我靠着烟囱呢！
……
军代表又提意见：“万吨轮上有烟囱吗？”
傻了。
我和唐杰忠赶紧跑到天津，到远洋公司一问，人家说万吨轮上有烟囱，还很粗呢。我们赶紧回来汇报：“万吨轮上有烟囱。”
“一个光荣的援外战士跑到烟囱上干什么去了？”
我只好说实话：“不是为了找这个包袱吗？”
最后，把“为什么热”改成“非洲朋友对我们热情洋溢，我们是热血沸腾，所以热到一块儿！”这一改，观众不乐了，好不容易找的一个包袱没有了。还有“狗撵鸭子呱呱叫”，他们认为“狗”不文明，有骂人之嫌，让修改。改成什么呢？他们说“鸭子下水呱呱叫”、“鸭子打架呱呱叫”，没法子接受，干脆删掉了。折腾了很长时间，把所有的“援助”二字都去掉，还是没有通过。审查组“一锤定音”：怎么改都有原来的痕迹！
我和金宝感慨万分：咱俩的水平就卡在这儿了，没法提高。
本来，以为《友谊颂》就完了，没想到竟然又起死回生。这年的五一劳动节，北京市几十万人民大游园。颐和园、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等都举办游园活动。新闻电影制片厂要拍花絮，拍成纪录片。这些新闻纪录片，要在全国电影院放映。新闻电影制片厂的人不了解其中的内幕，他们在中山公园拍摄时，指定要拍我们的《友谊颂》。那天，露天演出，气氛非常热烈。是观众长期没有听过相声了。下台后许多观众还跟我握手祝贺。本来是高兴的事，可这让我们提心吊胆。因为观众喜欢的往往是“领导”反对的。
制片厂把这个段子中的两分钟镜头，编到纪录片里。电影审查归姚文元管，姚文元看后没有说什么，就算审查通过了。他这儿一通过，电台、电视台也顺势播出。因为当时姚文元比于会泳官大，所以过后也没有找后账。
整个中国曲艺界万马齐喑的时候，相声作品《友谊颂》还是诞生了。《友谊颂》是“文革”开始后，我真正创作修改的第一个相声，倾注了心血。尽管作品中留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可总算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最终，《友谊颂》与全国人民见了面。自播出后，收到全国各地不少听众的来信，信中充满对相声艺术的感情。有的信里还充满对当时文艺政策的反感和抨击。看后，都不敢保留，付之一炬。相声就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在夹缝中生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至于如何达到艺术上的发展和创新根本谈不上。
几经周折的《友谊颂》（3）
当时，我的状态就是拼命地挣扎。指导思想就是“只要为相声争得一席之地，此生就没有白来！”“文革”以后，听到一些反映，说文化大革命时期相声不景气，但是只有一个人最受宠。这“一个人”指的是“马季”。说相声不景气是事实，但说“受宠”不敢当。“文革”中有整人的，有挨整的，有整完人又挨整的。是非颠倒无人幸免。现在，“文化大革命”过去没多长时间，奇怪的是“许多事情”竟然没法说清楚了。
人生苦短。不愿花很大的工夫，无聊地去辩解，去为自己解释什么了。愿意有生之年，再为相声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我想会更重要，更有意义。
一些事情，总得有人来做；
一些苦，总得有人来受。
《友谊颂》毕竟是我在那个年代，一次特殊的创作经历。这段相声的很多语言，成为当时的流行语言。而且，很多六七十年代出生人以为相声就是从那个年代开始的。
引起风波的《战歌嘹亮》（1）
1976年，中央文化组给说唱团发来通知，7月份要举行全国曲艺调演，主题是“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求作品必须写“路线斗争”，写“走资派”。团里紧急召开会议，立即布置下去创作新节目的任务。
当时考虑到侯宝林先生没有新节目，就把《老青年》这个节目给了侯先生。上面要求，再创作一段。于是，就有了后来引起很大风波的《战歌嘹亮》。
当时，我带着唐杰忠、李文华、赵连甲、郝爱民以及团里的创作人员杨锡钧等，下江南深入体验生活。这“江南”，即是我和唐杰忠、杨锡钧，一个月前才离开的桃源。
采访中，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是采访重阳河坝。这座河坝是当地同志自力更生建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