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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略微思索了一下，沉稳地讲：“好嘛。应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绝大多数干部、知识分子都得到解放。中学教师工作很辛苦，每个家庭都不能离开。他们无辜受到那样严酷的摧残，天理也是难容的。”
过了一会，周总理又接着说：“历史的经验证明，‘逼供信’搞出来的东西，都是靠不住的，延安整风时就有过这个教训。不过，你们销毁材料要搞得稳妥一些，最好请军训团的同志协助办理，并做好各方面群众的工作。这件事是好事嘛。”
从言谈话语间，可以明显地看到，周总理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是从内心深处由衷信任和爱护的，他那清晰悦耳的江浙口音，像淙淙的泉水滋润着我的心田。
哦，我们不是日夜渴望能在浩瀚荒漠中觅得一片绿洲吗？那么，周总理在风狂雨暴的时候，对身处逆境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关怀、信任和爱护，就正是荒漠中那一片松柏常青、杨柳依依的绿洲。
再见周总理时“得寸进尺”
1967年5月25日，首都各界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声援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斗争群众大会。我作为中学生的代表参加大会，并有幸坐在主席台上。
那次大会，周恩来总理坐在第一排居中位置，他的左边是巴勒斯坦人民解放组织驻京办事处的主任，右边是郭沫若副委员长。在郭沫若离开座位，走向讲台发言时，我大胆地走到周总理身旁，坐在郭老的位置上。
这次周总理没有穿军服，而是着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
周总理一眼就认出了我。他微笑着问：“你是师大附中的陈永康吧？有什么事情吗？”我不由得不钦佩周总理惊人的记忆力。
通过与周总理的接触，我感到他虽然年近古稀，但精明强干，时时顾全大局，坚持原则，严守纪律，牢牢掌握党的政策，尽最大可能对老干部进行保护，方方面面考虑都很周到，真是千古良相，难得的人才！
这时，在周总理亲切态度和朴实作风的感染下，我已经丝毫也不感到紧张和拘束了。于是，便大胆地把一个未经与其他同志商议过的问题直接提了出来。
“总理，”我说，“我们北京师大附中是个历史悠久的重点学校。”
周总理点了点头：“嗯，知道。”
我接着说：“建国初期，毛主席曾给师大附中题过词。”
周总理没有吭声，只是庄重地望着我。
我说：“我代表师大附中全体师生员工，请总理也能给我们题词。”
周总理谦虚地笑笑，还摆了摆手：“我写不好。”
我说：“总理太谦虚了。师大附中一千多名师生员工都等着我带回的喜讯呢！”
周总理见我盛情难却，便说：“那这样吧，你把写多大尺寸，希望写些什么，都在这张纸上写明一下，如果今后有可能的话，我就试试看。”于是，周总理从原本放在桌上的一叠白纸中递过一张。
我在白纸上面画了个样子，注明尺寸，并说：“至于写什么内容，请总理您自己定。”周总理笑了笑，把那张白纸收了下来。
在这难得的机会和融洽的气氛中，我真想能把时间凝固住，再和周总理好好聊一聊。但是郭老讲完话后，已经从讲台回来，走到我的身后了。于是，我只好赶紧依依不舍地站起，向周总理道别并表示感谢。周总理又热情地同我握了握手，并说了些勉励的话语。
我早就听不少老干部讲过，周总理有过人的精力和惊人的记忆力。他对许多人见上一面，往往就能牢牢地记住。
就在5月25日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的那次谈话后不久，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来华访问，周总理举行的欢迎招待会请中学红代会参加一名代表。这使我有机会又一次见到周总理。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辉煌，军乐队高奏着中赞两国的各种乐曲。当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陪同卡翁达总统到各桌祝酒，来到我们那一桌时，笑着同我碰杯：“哦，那个问题，我还没有答复你呢！我不会忘记的。”
周总理能在各方面都享有崇高的威望，这说明他人品极好，令人无懈可击，不得不深深折服。我常常感叹，历史上能做到这点的，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屈指可数。正像恩格斯《在*墓前的讲话》中说的那样：“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周总理的思想、品格、修养、作风和工作方法，对我的感染和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他不断地激励着我学习、改造和前进。
（本文刊于全国政协的机关刊物《纵横》和光明日报社编辑出版的《书摘》杂志2001年第3期，发表时发了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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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茫的岁月…“文革”十年那些日子（1）
迷茫的岁月
……“*”十年那些日子
曾省伶
作者简介：曾省伶，女，1951年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从小跟随守护边防的父亲在云南边疆生活，小学蹍转了三所学校，中学时遇上“*”。当红卫兵，当知青，当兵度过青少年时光，从部队复员时25岁。在大学里工作近20年，做过人事干部、教辅、教师工作。1996年离开学校在一家合资企业工作，1998年到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工作至今。兼任云南省人才中心流动人员党委成员及党支部书记。
在“*”后期，解放军起着稳定大局的重要作用。解放军在人民的心目中有很高的威望。我有幸成为这支军队中的一员，六年的军旅生涯在我的生命历程里有着重重的分量。十年浩劫中有六年是在军队里度过，这是不幸中的有幸。参军让我走出了闭塞的大山，见识了无垠的平原上升起的那轮又红又大的太阳，见识了广袤的大海。地域的局限性远远小于时代的局限性。
军营的特定环境里形成的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对我后来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在复杂的社会生活里有时显得并不那么时宜，不那么高明，甚至使我陷入困境。但有过当兵经历的人，决不会是一个弱者。对待工作不会怠惰、没有责任心，生活上不会散漫，不会没有思想人云亦云，更不会怕艰苦贪图享受。这算是我六年的收获吧。尽管付出的时间代价那么让人心疼，可谁又能改变时代的限制呢。得在失之时，失在得之间。离开部队那天，我望着渐渐远去的燕山流下了热泪。我发现自己是热爱这支部队的。
泛滥的激情
1966年，我上初中二年级。
一天，课间休息时，学校操场上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不同以往的庄严浑厚略带激奋的声音，宣布“*”开始的消息。
那年，我15岁。隐约感到将要发生什么大事了。一种此前不曾有过的异样感觉在心中一闪而过。正是这一闪而过的感觉，让我40年后还能记住学校操场上的那个广播。
学校停课了，校园里没有了阿八叔不时敲响的清脆的钟声。教室里不再安静，轰轰烈烈中“红卫兵”诞生了。我以优异的成绩和绝对红色的家庭出身戴上了红袖套。
在高年级同学的带领下，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某某校长，某某老师鲜为人知的“反动”言论，个人生活“污点”，一一被揭露出来。以往那么威严温文的师长，一时间斯文扫地，威望扫地。个别“造反”精神强的学生，竟敢穿着鞋踩踏老师的床铺，将大字报糊在了老师的蚊帐上。
红卫兵的活动迅速向校外发展，一家挨着一家扫“四旧”成了我们的任务，每天都沉浸在新鲜好奇亢奋的激情中走街串巷。户主苦不堪言，送走一批又一批戴着红臂套的半大孩子们。
在居委会的院子里，我第一次看到各种古书字画，各种佛像、菩萨、阴森的十八层地狱图……成天被惊奇震撼着；有种莫名的振奋。
还有更振奋的消息，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了。我们边远地区的学校竟然也有这样的机会，将选派代表上北京，见毛主席了。我坚信自己会有这样的幸运，学习成绩好，家庭出身好，身体好，还是红卫兵嘛。
丽江地区数百名红卫兵乘坐大卡车向昆明出发。记得是傍晚时分，在禄丰上的火车。第一次坐火车激动新奇。第一次到省城已是夜晚时分，一眼望去，万家灯火，闪闪烁烁，同学们个个激情澎湃。 。。
迷茫的岁月…“文革”十年那些日子（2）
在北京，我们被安排在石油学院的教室里。毛主席已经是五次接见红卫兵，安排我们参加第六次接见。照顾我们来自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特意将接见我们的位置放在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前靠右边的第一排。同学们高兴地欢呼雀跃，兴奋地一夜无眠。
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我们一个挨一个坐在金水桥前，感到天安门城楼太高太高了，上面的人太小，怎么也看不清城楼上的毛主席。那天，是*主持大会。毛主席像是了解我们的心情，向我们这边的城楼走来。他站在右边的城楼角上，向我们挥动着手中的帽子。我们激动地挥舞手中的毛主席语录，热泪盈眶，不停地呼喊着万岁。感觉时间很短，就有人指挥我们向外移动，说是后面的红卫兵要逐渐向前移动，以便看清城楼上的领袖。
在激奋的情绪中，我们不知不觉相互推挤着，恋恋不舍地很快离开了天安门。
回到住地，宿舍里一片哭声，不少同学因为过于遵守纪律 ；一直坐着，被站起来的同学遮住视线，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