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支长长的天线，用来收集无线电波。然后，我们要慢慢调校电容器，一旦调校到一个特定的波段，从耳筒里就会听到通过这个波段传播的声音。那晶体管是用来制造声音的。”
“如果收音机还没有反应，把晶体管取出来，往地上摔几次试试看。”
随后几天，我花在地上找晶体管的时间，比尝试从耳筒里收听到一点什么的时间更多，很有点儿泄气。
坚持总会带来回报。周同学和我最后明白了无线电运作的原理。我们知道电容器和电磁圈可以在某一特定的频率接收到无线电讯号，只要我们慢慢调校电容器，以免错过了电台的波段，就可以收听到电台的广播。当我们最终由耳筒里收听到电台广播，那感觉奇妙极了。在什么也没有的空气里，竟然可以蕴藏音乐，简直是魔术。 电子书 分享网站
Chapter02 上学去（4）
这段往事令我感受甚深，也可能在我心中埋下种子，日后萌发成对电机工程的兴趣。在研究收音机的过程中，我知道我东摸西弄的东西叫半导体，正是这种电晶体，令萧克莱（William Shockley）和巴丁（John Bardeen）在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发明晶体管（港称原子粒）。晶体管开展了电子时代。
西谚说：“猫儿丧命因好奇”，我和我的同学们年少无知，就像好奇的猫儿一样，幸好我们学会怎样学习而没有丧命。学校和老师给我们很大的自由，让我们得以在理想的环境里学习。老师们认真尽责，对我们多所勉励。同学们则活泼好动、充满好奇心，而且自然爽朗。我们一起游戏、学习，听古典音乐，表演舞蹈和话剧，也自发地学习新的事物和技术。我们尽情发展和享受我们的友谊，“开汽车”就是其中一个有趣的玩意。
汽车在当时十分罕见，我们玩的“开汽车”，是让其中一人做汽车，另一人则在背后当司机。司机按住“汽车”的右手，“汽车”便向前走，他按得愈大力，“汽车”便要跑得愈快。按住“汽车”的左手，“汽车”便要减慢速度，如果突然用力，“汽车”便要来个急停，“汽车”要任司机摆布。这种简单的游戏自然纯粹出于模仿，但事实上我们确是从现实中观察司机的驾驶动作，再加以仿效，在现实中，司机就是这样子开车的。
但到了我自己的子女，却与这种自发的学习无缘。他们在异国长大，面对的是特别的问题。具备两种文化素养，不足以让他们融入当地少年的圈子，最后，他们只好步步退缩，参加一些经过安排的活动，如学校乐队等，而不是与同伴在无拘无束之下学习。他们的同伴把他们当做外人，不大让他们参加当地人圈子的活动。
那时我们在美国，子女与我当年的年纪相约，十岁刚出头的样子。我们由香港移居到弗吉尼亚州的罗诺克（Roanoke），与纽约相比，罗诺克只是个穷乡僻壤。它位于弗吉尼亚州中部，在当地来说倒算是个大镇。阿帕拉契山脉由北方佛蒙特州伸延至南方卡罗莱纳州，蓝脊山脉为其间一条支脉，罗诺克就位处蓝脊山脉的盆地，时间仿佛就在这儿凝住。每年金秋一到，即见山上林间，尽铺上一张深浅相间的红黄两色地毡，琥珀般的色彩，令人目不暇接。
我女儿明淇在学校的遭遇，有一件颇令我难忘。她是个好动的女孩，总想尝试新的事物。可是，在报名参加木工班时，班主任的话却很令人泄气，他说：“木工班只接受男生参加，不收女生的。”
对教师仍抱有这种古老思想，我们大感吃惊，决定跑去要校长解释。校长说：“不，我们这儿没有歧视政策，我们只是希望把空缺先留给男生，如果还有名额，你的女儿也可以加入。”
班主任结果让步，让明淇加入木工班。到了学期中，班里举行一个火箭比赛，每名学生都要自行制造一支火箭，作为班上的功课，而飞得最远的火箭，会获得奖赏。明淇亲力亲为，她造出来的火箭飞得最远，得了冠军。
这是明淇小学阶段的一次高峰。另一次高峰出现在高中时候，她以荣誉成绩毕业，获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录取，入读电机工程。但与我在上海的学习经验比较起来，明淇在美国的学校生活显然与她的理想还有一段距离，以至她以一句简单的话总结她的经验：“中学还可以，就是闷。大学生活却乏善足陈，没有启发性。”
Chapter02 上学去（5）
学校无疑会在学生身上留下深刻的印记。我有幸在那么一所杰出的学校得沐春风，也有幸在1949年与父母离开上海移居香港并入读中学时，我的运气仍得以继续。不过，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是我一生种种重大转变的开始。
其时，内战已蔓延至当时的首都南京。“徐州会战”（注：淮海战役）后，国民党溃不成军。国民党军队本来兵精粮足，数目也远超解放军，可是不同将领之间各怀鬼胎，关心的是如何保持自己的实力，结果成为一盘散沙，不战而溃。许多人对战事的发展都忧心忡忡，其中包括我的父母。
一个昏暗的秋日，我们登上离开上海的轮船，我清楚记得，船驶离码头时，我在甲板上遥望外滩天际，心里不知道是否还能再见同一景象。灰蒙蒙的天空令人更不好受，我们对离开熟悉的家园远赴异地，心里都像压下一块石头。
到了香港，二舅父一家都来迎接。这位舅父是我母亲最年幼的弟弟，他还有一位哥哥和姐姐在香港，但稍后几年都移民到美国去了。舅父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便到香港，在中国银行工作。到1948年，他已是附属中国银行的中国保险公司的经理。二舅父和二舅母有子女两名，其中表妹多年后将在我的婚礼中出任美芸的伴娘。他们在香港挨过了日治时期，在上海人圈子中颇有名。就是他们介绍我和我弟弟进入由基督教兄弟会主办的圣约瑟中学，我的几位表兄弟都在那儿就读。
这儿的学校却与上海的有天渊之别。首先，除了中文和中国文学课，老师说的都是英语，其次，同学说的尽是广东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幸好校规很严，在班上所有同学都得说英语，这么一来我倒可以和别人沟通。不过，这对我来说不是件好事，因为如果当时我被迫学会广东话，我现在的广东话就会说得跟本地人一样，而不是带着浓厚的乡音，让人一听便知道我是个外乡人。那时香港人对凡是不讲本地话的，都叫上海人，这对我倒也不错，我正来自上海。
圣约瑟中学也有点像上海的学校，老师都很尽责能干，尤其是兄弟会的教士。他们像耶稣会教士一样，接受师资训练，坚守信条。加入兄弟会时，他们都获任命为传教士，并终身不娶。宗教虽然是必修科目，但学校容许并鼓励学生很大程度的自由思考和自我发展。在理智思维之外，至今我仍可背诵《新约圣经》里的一些片断。
我完全适应香港的学校生活，中学会考时，成绩在全港头十名之列，顺利升上预科一年级，准备报考当时香港唯一的一家大学，也就是香港大学。
在圣约瑟四年间，我建立了不少珍贵的友谊，与好几位同学至今仍保持联系。一位姓袁的同学，也是来自上海，是班中唯一能说上海话的同学，我学不好广东话，可就是因为他的缘故。但平心而论，在那些因不懂粤语而变得有口难言的日子，他是第一个给我支持和信心的同学，可惜在他升学加拿大后我们便失去联络。
一些课堂活动也令我印象犹新。比如化学课堂上有关勒沙特列原理的一次示范。勒沙特列原理指出：所有自然化合物，都是通过构成此化合物的各种元素将个别元素间互相施加的压力减至最小的过程而形成。因个子细小而有“小人”之称的化学老师，为了说明这原理，叫班上的同学使劲推他。最后他自然是给推到课室的一角，但直接把他推动的其实只有两三位同学，而这两三位同学又是给别的两三位同学所推动。这种紧密的结构，又称几何规律晶体结构。
Chapter02 上学去（6）
“小人”老师以生动有趣的示范，在我的脑海中深深印上了晶体的结构形状。我得感谢他打开我们的心扉，让我们用这么简单的方法，认识一些复杂的概念。在预科一年级里，学校还为预科同学们提供了很多自我发挥的机会。
升上预科，许多同学都成为学校的得力助手，主要是照顾低年级的同学。当时我没有想过这责任的重要意义，回想起来，才醒觉这类活动有助培育我们成为富责任感的成年人，为将来进入社会作好准备。学校的确把我们当做成年人看待，我们也很重视和喜爱自己的角色。
反观今日的香港教育，我很怀疑不论目前的制度，还是建议中的改革，是否向正确的方向前进。基本上，教育的过程并非按直线发展，因为我们根本不能真确知道我们怎样学习，怎样培养出个人的能力。教育的发展是一个演进过程，但香港的教育却太教条化了，这必须改变。
我们可知道一个婴儿是怎样学会说话的？我们能否肯定我们可以准确无误的与别人沟通？由婴儿到成人的学习过程中，我们真能获得足够的技能和知识，足以应付我们选择一生扮演的角色的需要？我们许多时不过是大着胆子摸索前进而已。
我们手上并没有神奇子弹，保证能射向正确教育和装备我们的目标，让我们能终生受用。现在，资讯科技的发达，令个人获取知识的能力大为扩展，父母和教师教养下一代的传统角色，是否应有所转变？
在我接受小学教育的日子，我学会阅读、写字和计算，与此同时，我有机会通过有趣的方法，探索更广阔的知识，而且常能得到专心致志的教师的指引，以及同学的互相推动。我学会紧记大量资料的技巧，以及如何运用各种学习工具，但绝不是硬背死记，而是运用脑筋利用这些资料和工具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