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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的十月，秋风爽爽，民族学院几辆载人的解放车躲过了七道子梁塌方的劫难，跨过洮河，路经被称为“老马县”的广河和群山环抱的河政县来到了临夏，一路上见的最多的是戴小白帽的人，这里是甘肃穆斯林集居的地区。回民不吃大肉，也不养猪，五八年有一个“一头猪是化肥厂”的说法，先是号召，后是强迫回民养猪，到六四年这里大量的生猪卖不出去，上面的领导发出吃“爱国肉”的号召，给猪肉开辟销路。回民们很会做生意，此时的临夏城里摆杂货摊，卖小吃的很多，显示出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后的一些繁荣景象，然而资本主义尾巴的说词，回民们还是缩手缩脚的干着小商品的交易。据说闻名全国的兰州酿皮子发源于此。那时有一个顺口溜的笑话：“美国大鼻子，吃了兰州的酿皮子，辣子灌了两鼻子，跑到黄河边上洗鼻子，被骆驼踏了两蹄子。”我们怀着对酿皮子发源的好奇，在夜幕降临后到街上品尝了地道的酿皮子，也没有洗鼻子，更没有见到骆驼，却感到非常惬意。
在临夏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解放车开进了土门关，土门关是临夏回族自治州通往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一个关卡，进了关就是夏河县的桦林公社，这里桦林森森，沿途经过清水，完尕滩来到了夏河县。在夏河县委的食堂吃饭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闹剧，一个汉族同学和一个回族同学，平时要好，经常打打闹闹，玩笑不断，汉族同学把玩笑开到了夏河，在回族同学碗里放进了一块大肉，回族同学一反常态，把饭碗端到领队的院长那里，状告汉族同学。这虽是个小小的闹剧，但在民族地区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能不引起院长的重视，当晚召开了会议，严肃批评了那个同学的错误行为，特别强调了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搞好关系的问题。不知是由此事引发，还是原有的安排，第二天对我们就进行集训。集训的内容首先是向党交心，人人都要挖出灵魂中不洁净的东西，向党交一颗红亮的心。这项活动整整搞了三天。在此其间班里组织参观拉卜楞寺，我们来到活佛的住地时，正好遇上了活佛，这个年龄和我相仿，体态微胖，着装汉服的小伙子是甘南最大的活佛，他平易近人，出门和我们见面，因我在班里藏话学的比较好，有人鼓动我和他们说几句话，我冒昧地和他进行了交谈
，问了他的年龄学习和生活情况，他一一作答，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被抓成了又一个违反民族政策，破坏民族关系的典型，第二天对我进行了批判，更使我没有料到的是我班那些平时和善的面孔，突然间风云突变，有的同学严厉地批责我胆大妄为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和甘南藏族人民的最高精神领袖对话。还有一位老师批评我凡夫俗胎，冒犯了活佛的尊严。我挨了批评，也增加了一些见识，后来知道活佛摸顶犹如上了西天。据说有一位统战人士，是甘南的土司，也是甘南的大活佛，在困难时期甘南巡访时，藏民赶着牛羊，从土门关到拉卜楞形成了盛大的朝拜队伍，那是一个冬天，为此而冻死的牛羊就达数十万只，活佛步行过的路上的泥土被藏民当做圣土收藏，甚至把活佛的大小便也当做圣物，那些被活佛摸过头的人更是得到了无上荣光。
向党交心的集训转入了有关“四清”运动政策文件的学习，当时甘南州的副州长给我们特别介绍了藏族的民俗习惯和有关的民族政策及注意事项。谈到藏民不良的生活习惯之一是性生活混乱，
短时间内还无法改变，“四清”工作人员要特别注意男女生活作风问题，不要受他们的感染和影响，他讲了一个故事要大家引以为戒。曾在甘加草原工作的一个汉族干部和藏族妇女发生了两性关系，汉族干部还在帐篷里熟睡时
，藏族妇女骑着马把他们的事情传遍了草原，汉族干部回到乡政府时，那里的所有的干部都知道了丑闻。汉族干部在民族地区工作，对这类问题的要求非常严格，一旦发现严肃处理，后来这个汉族干部被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公职。故事讲到这里，坐在旁边的省委副书记插话说，“四清”工作团的成员谁有这种事情发生，就把那东西割了，然后再算帐。会场引起了一阵哄笑，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在哄笑省委副书记说话粗鲁，其实发笑的人当中有不少人知道省委副书记的丑闻，他的那个东西也没有割掉，而且还在继续不断的“发挥”着作用。
主持会议的副团长马上出面镇静了会场，副州长接着讲，男女生活作风问题，不仅男同志要注意，女同志也要注意，他又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汉族女干部为了在政治上达到个人目的，和一个藏族的副县长发生了两性关系，后来他俩的事情败露后，汉族女干部来到州里告副县长，说他强奸了她，州领导问她，他强奸了你几次？，她说强奸了好几次，州领导问她为什么第一次不来告，汉族女干部被问的无话可说。党培养一个少数民族的县级干部很不容易，汉族女干部拉拢腐蚀领导干部的错误，受到了严肃的处分。
副州长还说，藏民性关系混乱，性病多，人口出生率低，五八年的叛乱中死了不少男人，有些地方几乎成了寡妇村，这些地区为数不多的青年男子被妇女宠爱上了天，当成了宝贝，成天什么也不干，好吃好喝，做她们性生活的工具。妇女们性饥渴的现像也有，发生过抢汉族干部、抢解放军的事情。在前期的政策宣传中，有些地方的妇女提出“五同”即同吃、同喝、同劳动、同商量、同睡觉的要求。这次深入牧区后，有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在坐的有相当一部分是民院未毕业的学生，他们是未来发展民族事业的人才，他们还年轻，缺乏社会生活的经验，更不了解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我讲这些是要告诉大家在牧区搞“四清运动”有很大的难度，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防患未然。
报告后，副州长深入到我们班参加座谈讨论，我在会上发了言，十年后他调任兰州炭素厂协助军管组主持工作，他的记性真好，在一次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认出了我。不久他的家搬到海石湾，和我家临近我们同上一个厕所，几乎每天都能见面。后来我担任过他两个孩子的班主任，那时我们有了交情，他给我讲了他参加革命的经过和参加革命后的经历。他原是陕北山区的一个放羊娃，中央红军快到延安的路上参加了革命，红军教他识字，白天在土地上练习写字，就这样他有了文化，后来不断的学习，达到了能创作的程度，他创作的剧本曾由甘南歌剧团编排演出，那个剧本在文革时成了他被打成走资派的一个重要罪证。他曾作为甘肃少数民族参观团的团长到过上海，在那里受到了周恩来和柯庆施的接见，他让我看了他与周恩来的合影照片，还让欣赏了他收藏的古玩。在那样一个教师地位低下，读书无用、知识分子臭不可闻的年代里，他依然对我十分尊重，每到他家从不对我慢待，还对他的孩子们说，老师是人生的在再生父母，一定要听老师的话，读书有用，而且会有大用。我和他在甘南只是一面之交，而后也只不过是他孩子的班主任老师而矣，如此礼遇对我的印像很深，在我的脑海里他的形像高大。
我调到兰州工作后，还听到过他的一些佳话，更使我对他由衷地敬佩。他担任省顾委秘书长时兼管机关的财务，一个比他大的官拿来一些不应该报销的发票单据，他迟迟未予审批。惹得大官发了脾气，对他老子长老子短的进行训斥，他刚正不阿，义正词严的说；我们都是共产党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儿子，官做大了就敢给什么人也当老子，请不要忘记，我是中央红军，你是地方红军，论资排辈，你应该知道我们之间的辈份。他临终前遗嘱要把他收藏的古玩捐献给国家。显示了共产党人廉洁奉公，无私无畏的浩然正气。
在甘南的“四清”工作非常艰苦，不仅要克服生活条件、生活习惯，气候和语言的种种困难和障碍，更难办的是牧民的抵触情绪。工作组进点后，先住在自己搭起的帐蓬里，冷的无法忍受的我们常受到骚扰，白天有人故意把牛羊赶到我们的帐蓬旁边放牧，夜里有人引来藏狗嚎叫，工作组人员的安全受到了威胁，于是团部给每个工作组派了一名解放军，负责安全保卫工作。藏民不知道解放军和共产党是一家人，他们把解放军当做好人，解放军走进他们的帐蓬时热情欢迎招待，看到我们走向他们的帐蓬就放开藏狗不让我们靠近。工作团分组进点后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打开局面，在春节前全部撤到了自治州的驻地合作，在那里一面休整，一面重新部署。
春节过后，为了使运动深入下去，从各点挑选了一些较有觉悟的贫苦牧民在合作集中培训，对他们进行政策教育和思想转化工作，州政府对他们的生活安排的特别周到，除了满足他们酥油藏耙的需求外，还给他们做一些汉民族的饭菜，他们不会有筷子，用手抓着吃面条。
为了进一步感化这些人，工作团组织他们到兰州参观，没有见过外面世界的牧民夜郎自大，盲以夏河为尊，说世界再大也大不过甘南草原，拉卜楞寺就是人间天堂，有的竟然不相信甘南之外还有更大的世界，不过也有人说布达拉宫在世界的天边。这些人到兰州后像贵宾一样，把他们安排在兰州饭店，他们宁愿和着皮袄在走道里睡觉，也不肯住进那高级房间。来到兰州最扰头的是他们的卫生习惯，随地大小便，在街头裹着皮袄蹲下，站起来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