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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妈妈住的是一个大杂院，里面住着十几户人家，基本上都是些小市民家庭、不少人家在住房门口搭起的小棚里做饭。唯有老大学生是干部家庭。我俩进门后看到老夫人坐在外间的沙发上，老大学生在里间的桌子旁低头看书，好像没有看到我们。老夫人起身相迎，同时说了一声“来了！”老大学生随之走出里间，让我们坐在沙发上，而后先拉开了话匣子，问我那个大学毕业、学的什么专业，具体干啥工作？然后自我介绍，他是解放前上的大专，学的是畜牧专业，一直高技术工作，和马牛羊打交道的时间最长，虽然也有些育种的经验和设想，但一直没有得到领导的支持，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受到了冲击，造反派把他当做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对待，现在也没有具体工作可干，不像那些受冷落的年轻技术人，他们没事干就在家里打家具，装矿石收音机，自己年纪大了，只有呆在家里看书学习消磨时间。我们的谈话一直没有拉上正题，姚妈妈有些着急，对老大学生说，先把正事谈谈，你说的这些以后还会有时间。老大学生向姚妈妈陪了一个笑脸，说，好！好！那就谈正事吧！其实我的条件不高，定婚后每月给我寄三十元钱直到结婚，把姑娘调到你的单位后再结婚，至于其它的事情和姑娘商量，由她说了算。姚妈妈以为条件确实不高，要我当面表态，我还是用了“回家商量商量”这个挡箭牌。我们谈话的中间姑娘始终中没有露面。
当时的中国，两地分居的职工比比皆是，很多人都想结束这种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生活，谈何容易，何况每月三十元钱寄到把女方调到单位再结婚又不知道是何年何月，我当然不愿背上沉重的包袱乞求比登天还难的婚姻。于是又回绝了姚妈妈的好意。然而姚妈妈还是于心不忍还想给我介绍对象。第三天把所介绍的对象及父母领到了我家中，婶婶显得对他们十分热情，炒菜做饭招待他们，并且暗中对我说，人家的父母把姑娘领上门来谈亲，天下那有这样的好事，这个对象我给你作主，不成也得成，不然你就对不起姚妈妈。谈话中女方的父母提出了条件，定婚后也是每月给他们寄三十元钱至结婚，其它的事在定婚时再说。婶婶满口答应：“能成能成，好说好说”，姚妈妈接着说，这就对了，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儿子把媳妇说上，再也不听新关人说的那些闲言碎语了。婶婶的表态给姚妈妈和女方一家吃了定心丸。
在送他们的路上，我发现姑娘的腿长，个子比我高，脖子很短。回家后我问婶婶，你发现哪个姑娘有什么毛病没有？婶婶说姑娘的长相仁眉仁眼，大大方方，我看没有什么毛病，在不要挑三捡四，乘人家的热火劲把事情定下来，我也就放心了。当我说出“她脖子短，背后看像乌龟一样缩着头”这句话时，婶婶有些
生气地说，人家没嫌你少一个指头，你倒嫌人家。我知道婶婶时时刻刻牵挂着我的终身大事，盼媳妇快都盼疯了，只要是人家把姑娘愿意给我，什么也不会挑剔。其实我是厌烦这种明码标价的婚姻，接二连三没有和介绍的对象说上一句话，就由父母出面讨价还价，这那里是谈对象，而是像做买卖。我不能当面伤害婶婶的感情，使她再不愉快，过了两天在回厂路过姚妈妈家时，向她第三次拒绝了所介绍的婚姻。
我回到海石湾，其他四人还没有回来，留驻的同学告诉我，你们走后三月十三日厂里又发生了武斗，不久实行了军管，厂部机构开始运转，这其间他去了人事部门，问询我们的工作安排，负责人告诉他你们都被安排在了学校。不几天其他的四人都回来了，他们五人对我进行责难，说他们上当了，是我出卖了他们。我也是有苦难言，而后我多次找哪个副主任来落实对我们的承诺，不见踪影，后来才听说，2 。12武斗后跑到东北去了，一直没有回来。
不久学校派来了军代表恢复学校的秩序，接二连三的大学毕业生被安排在学校，当时有千余学生的学校就108 个教职员工，正好应了《水浒》中绿林好汉的人数。这些“绿林好汉”中有不少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他们中许多人感到所学非所用，就不断地要求调整他们到生产和科研单位发挥专长，曾多次和厂里的组织人事部门发生过纠纷。为了平息“绿林好汉”的“造反”行动，军代表召开了全校教职员工大会，对他们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却把他们的行为归咎于“汪锋的黑干将”，“修正主义”苗子《甘待生》的扇动，从此，这两条罪名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乘乘地在学校当起了老师。我们在学校安定下来后，那位副主任成了厂里的党委副书记，他来学校检查工作时，我向他提起了当时的承诺，他向我做了一番解释：当时我的表态是个人意见，不能代表组织，你们年轻，刚参加工作，不懂个人和组织是什么关系，个人必须服从组织。你们被安排在学校是组织决定，与我的承诺并不矛盾，如果我当时不表那个态，你们也不会被分到我们这个保密厂来。听说你们在学校的表现还不错，好好干吧！如果你们确实不想在学校工作，将来有机会我给你调整，这又是一个“承诺”。年轻人阅历很浅，常常容易上当受骗，这一次受骗的阴影至今在我心中，也是我想起毛泽东说的那句“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名言。
这一年的七月中小学分家，我被分配到中学，中学教师大多数是西北人。随即学制进行改革，小学改为五年、初中改为二年，高中改为二年。中学初中招收了四个班，大部分是四冶五公司的子弟，也有一些附近农民的子女。招生班级仿部队的编制，年级称连、负责人称连长；班级称排，负责人称辅导员，学校人浮于事，一个排至少有三名辅导员。新招的初一称四连，我是四排的辅导员兼四连连长，四排的辅导员还有两位女老师，一个姓贾，一个姓甄，他们分别是西北师大和兰州大学教授的夫人，三排的辅导员中有一位是军嫂。从厂里派来“掺沙子”的工人师傅是连的政治指导员，我连的指导员姓胡，是一位复转军人，年起英俊，风流倜傥。
新生入学后没有课本，学工学农学军是主要的教育教学内容，成天进行队列训练，或者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后来增加了文化课，分政治、语文。政治课学习背诵毛主席语录，或者被忆苦思甜教育代替，学生们对挖野菜比较积极，拔的苦苦菜里掺一些面粉做成菜团拿到学校在开忆苦思甜会时品尝；语文课主要的教学内容是毛主席诗词，再就是作文练习。这些学生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在小学就没有好好学习，并且荒废了两年，写下的作文语句不通，错别字满篇。一个学生因病没有到校，由同学捎来了假条，假条上写着：“朱老帅，我又病了，清段一天。”短短的几个字中就有四个错别字，这个假条在学校传开后，学校的领导、老师和学生几乎都称我“朱老帅”。这个连的大部分学生都是东北人，他们对当地人有些歧视，把班上的农村学生叫“二娃子”，也把我称为“二娃子老师”，我班一个厂领导的子弟，更是目中无人，把老师不放在眼里，直呼我的姓名或叫老朱。他还没有毕业就被安排到厂里工作，我领学生到车间劳动时他竟然叫我“猪八戒”，我在学校由老师——老帅——老朱变成了“猪八戒”。其实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破坏了人伦道德秩序，使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父母不像父母，子女不像子女；上级不像上级，下级不像下级，使社会的伦理道德在青少年的头脑中淡薄，更何况此时的知识分子被排在地、富、反、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被称为“臭老九”，学生们怎样称呼自己，老师也不足为怪。
说来当老师也有当老师的好处，每年有两个假期。放寒假后我又回到了武威。念起姚妈妈给我接二连三介绍对像的那份热情和关心，大年初二我去给她拜年。姚妈妈还在关心我的终身大事，听说我还没有谈上对像，还想给我再介绍一个，如果成了和她家就成了亲戚。这次姚妈妈介绍的是她女儿的小姑子，女婿的妹妹。上次姚妈介绍的那三个已使我心里发憷，我对姚妈说：“武威的丫头子与我无缘，就算了吧！”，姚妈妈说：“有缘无缘见了面才知道，这个姑娘就像是我的姑娘一样，由我做媒她家里不会向你乱提条件，只要你把她看上，一切的一切都好说。”姚妈妈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再加上是护士职业我动了心思。
第二天姚妈妈和我来到了女方家，护士的母亲对我问长问短，显的十分热情，说她的姑娘二十五了，一直没有找下合适的对象，看到我就像和她的姑娘是天配的一对，说这些话时我还没有见到护士。不一会进来了两个年青女子，一个短发，脸庞白白净净，一个留着长辫，脸上有雀斑，我把前者当成了护士，姚妈妈却介绍说，前者是她的女儿，后者是护士，姚妈妈的介绍顿时抹去了我心目中的护士形象。在回来的路上姚妈妈问我，你看姑娘长的怎样？我故意说她是不是出过天花。姚妈妈说：“那是青春痘，也叫雀斑，结了婚就没有了。”青春痘和雀斑是两个概念，我知道姚妈妈的辩解之意，此话再没有往下说。姚妈妈接着说：“人没有十全十美的，就是有那个缺点她也能配的上你，我约好了，明天你俩到我家再见面仔细看看。”我回到家里婶婶问我相面的情况，我说：“那姑娘脸上有雀斑。”，婶婶说：“就是麻子又能怎样，麻子麻在皮外里，心肠好了人爱里，有几个雀斑不算个啥，再不要挑三捡四把自己耽搁了，姚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