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小，人多事杂，总是不能写什么。吃了饭以后，我又到他旅馆去坐一回，我们谈到很晚，但不外乎社会上人事上的种种，似乎也扯到政治经济以及国际的纠纷等等，始终没有谈到别的。
好像第二天我又去看他一次，他出去了，第三天打电话去问，说他已经去南京；此后又是一直没有他消息，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有否决定到南京去做事。一直到两星期以后，我忽然接到他从杭州寄来一封信。
在那封信里他先告诉我已经决定到南京去，又说到我的生活不入轨道，总不是办法，于是他劝我搬到杭州，说他的房子可以给我住，而他相信这是一个较好写作的环境。他似乎怕我不好意思，又详细地说他虽然可以把房子顶去，但他不想那么做，因为说不定半年一年后他们仍旧又要回到杭州，怕到时候收不回房子。所以，这虽说是请我去住，实际上还是请我代管房子，如果他们回杭州，我反正一个人，住在他那里也毫无问题。于是他说到如果我不去住，他也是要请别的朋友，但他也不愿他那里住有太太及许多孩子的人家，把他的房子糟蹋了。总之，这是互助两利的事，决不是只为帮我忙。最后他说到如果我接受他的提议，先写信给他，并且于五月底以前一定搬到杭州去，因为他就要动身了。
余道文这封信写得非常诚恳，而我又十分需要一个可以写作的地方，因此我就决定接受了他的提议。他接到我的信，来信表示非常快慰，并希望我可以早点搬去，大家在那面可以叙几天。以后又来信催我早去，说他因为南京的房子关系，要早点搬去了。
我于五月二十一日到了杭州。余道文已经什么都准备好，说专等我到，他就要动身了。
现在我知道他太太叶波吾的家里在南京，叶波吾似乎也住不惯杭州，尤其是余道文的房子，叶波吾虽然不知道那里曾经闹鬼，但仍感到有点害怕；在帮忙的五姑虽然同她很好，但因为生活不同，言语隔阂，也不能十分投机。恰巧杭州的报馆有点麻烦，而南京又有机会，所以叶波吾主张搬到南京去，而她在那面，也寻到了一个职业，她本在铁道部做过事情，现在她又可以做事了。
他们同我共住了三天，余道文说五姑仍旧愿意为我管家，如果我喜欢的话。这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第二天夜里余道文还备了一些菜，他请来了银妮同她的父母，为我介绍。这一次五姑同叶波吾和大家都在一桌吃饭了。
余道文称呼银妮的父母叫三叔与三婶，我也跟着称呼。三叔是一个六十四岁的老年人了，面孔很清秀，养着胡子，人很瘦，高高的个子，但一点没有屈背，精神非常健旺，三婶虽也过了六十，但胖胖的，看来似乎只有五十几，五姑则是一个有点像叶波吾的典型，但从她们面貌想象起来，她年青时候一定比叶波吾还要秀丽。三婶与五姑都很少说话，三叔则同我谈点世界的情形，他问我是否喜欢着围棋，在这里没有事可以到他那里去下棋去。
银妮自然是我最注意的人物，她有一个圆形的微扁的脸，扁薄的嘴唇似乎经常带着笑容，大大的眼睛，像都被乌黑的眼珠所占据，非常流动，似乎有点含羞，这点刚刚同叶波吾相反，叶波吾的眼珠特别小，而常常爱凝视在空虚里似的。银妮肤色很健康，是道地的乡下女孩子的颜色。她的头部说话时常爱摇动，两条长长的发辫非常有趣。这当然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典型，我想起余道文过去所讲的他们家的姑娘的传统的性情，似乎并不在银妮，而倒是在他太太叶波吾的身上。银妮很少同我们说话；但叶波吾则以很大方的大嫂的身份在招呼银妮。我很想找句话同银妮谈谈，于是就提到上次来时在井边看到她，她看见我就逃跑的事。银妮忽然张大了眼睛，堆下两个笑涡很爽朗的说：
“啊，那天就是你？”
“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我那天没有看清楚。”她说：“我只看见后影。”
“你一跑倒骇我一跳。”
“你也骇我一跳。”银妮说：“我们很少有人到那面去。”
这时三婶忽然看银妮一眼，抢着说：
“我们这里有五六个井。那面一个太远，总不去用它的。”
我也就不再说什么。
吃了饭，三叔一家就回去了，五姑忽然同银妮说：
“他们到南京去，徐先生一出门，我可只有一个人了，你可时常来陪陪我。”
银妮笑了笑，没有回答，就跟着她父母走了。
第三天夜里，三婶备了菜叫我们去吃饭，我带我上海带来的两条香烟，两匣巧克力糖去送他们。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银妮家，房子比余道文家要深大，每间前后隔成两间，完全是古老的旧式的，后窗外还有很大的园地，两面有矮平房，正面是围墙，有门，外面像还住着农家。他们的房间里面挤满东西，都是些讲究的笨重的家具，三叔告诉我都是从倒了的正屋里搬出来的，还有许多没有搬出来更大更好的家具，都被日本兵当柴烧了。
里面有长长的红木的陈桌，上面放着大大的花瓶，杂乱的古玩；有庞大的红木书橱，橱里放着杂乱的中国书，我大概张于一张，发现许多中国医书。我问三叔，他告诉我这是他自己要用的，许多书都毁了，还有一些不全的他在抗战时卖去了，比较完整的他存放在后面阁楼上，他一再叫道文来理理，但是道文又懒又忙，总发兴不起。
“三叔对于中医很有研究。”道文忽然说：“你住在这里有什么病痛可以请教三叔。”
我有病虽是不喜欢看中医，但当时当然客气地说：
“那好极了，我一个人住在这里，许多地方都要打扰三叔三婶的。”
吃饭的时候到了，菜很丰富，他告诉我许多蔬菜都是他们自己种的。他说他还喜欢种花卉果木，他现在有二十几盆珠兰，叫我白走里来看，他还有七十六种菊花，秋天里他可以送我一些。
饭后已经不早，余道文照着手电筒，，我们一同从三叔家出来，他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中间是波吾与五姑，那天天气绝好，天空碧蓝，正是阴历十八九的样子，月色仍是丰满，而繁星熠熠，这园林似乎显得特别美丽，又仍使我们看得清一切，我说：
“还照着手电筒干么？”
“你有没有电筒？”余道文灭了手电筒说：“你住在这里，这东西可不能不备。”
“我想落雨天我也不会出来。”我说：“天晴，也用不着手电筒。”
那正是晚春初夏的天气，树丛里有间歇的虫声，田野间已经鼓起轻微的蛙声，星光月光在树梢闪着银色，夜鸟还未入睡，发出偶然的喘息。有轻微的五月的和风吹来，我感到特别醉人。
“当心蛇。”余道文忽然又亮了一亮手电筒说。
走出树丛，有较宽的路，波吾走到余道文的旁边，她挽着余道文的手臂，这时候我望见了那个亭子，它站在那星光之下，似乎还是很完整的，同它旁边一些树木配合，与稍远的竹林连成了一个神秘的曲线，月亮好像就镶在那曲线的边缘，这给我一种奇怪的美感。我说
“我们到那面绕着亭子过去，好不好？”
“有什么可绕的。”余道文说。
“月亮很好，我们多散散步不好么？”
“徐先生真是诗人。“叶波吾说着，似乎是讽刺，有点不同意我的提议。
“那边池塘边板桥多难走。”五姑也反对我的提议。
我当然也不再坚守我的意见，跟着余道文走，余道文拉紧了叶波吾在谈什么，隔着五姑，我在后面当然听不清楚。
走到漪光楼旧址前面，踏着颠乱的石头瓦砾时，叶波吾忽然说：
“走到这里总有点怕。”
“所以我劝你绕着亭子走。”
“那面更怕。”叶波吾说：“我搬到这里，只去过一次，不知怎么，白天里我都感到一种凄凉与恐怖。还有那亭子里的对联，给我印象很深。“
“对联？”“我说。
“你没有看见亭柱上那对联？”余道文说：“留得残荷落叶，谛听雨声；莫谈新鬼旧梦，泄漏天机。”
“这有什么，上联像是义山还是放翁的诗句，这有什么可怕？”
“我自己也不懂，”叶波吾说：“好像给我一种恐怖的暗示，配个景色，望着这里的残墙断垣，好像是聊斋志异的背景。”她更紧的靠紧了余道文。
“你也太想入非非。”余道文开亮了手电筒说着，脚步似乎放快来。五姑在我的面前，低着头直走路，一句话也不说。我看他们好像都有点害怕，就说：
“道文，你应当花一点钱，把这地方整个整理整理。”
“这得花多少钱！”他说：“我们本来想完全把它卖去，太大，没人要。”
回到家里，开亮电灯，五姑忽然说：
“要是我一个人，我真不敢回来。”五姑说着走了出去。”
“这有什么可怕。”我说：“为什么你们胆子小得这样。”
“你不知道。”余道文对我说：“五姑亲眼看见日本人在那面杀过好些人。”
“啊？”叶波吾忽然叫起来“你怎么一直没有告诉我，道文？”
“不要害怕。”道文安慰波吾说：“告诉你，你更不敢在这里住了。”
“那么你现在何必说出来呢？”我说。
“现在我们要到南京去了。”余道文说着笑起来：“你反正胆子很大。”
四
余道文夫妇终于离杭去京，动身的一天，我到车站送他们，在站上，我就碰到了两个熟人，他们告诉我许多熟朋友都在杭州，并且热心地邀我吃饭，说大家叙叙。
果然我在隔天的宴会里碰到许多朋友，从那些朋友中又知道一些朋友在杭州。杭州是一个很小的地方，这样一应酬，我安居写作的计划就不能像理想一样的实行，事实上我也是不惯于整天孤独生活的人，所以有时候也常常进城，余道文的房子离市区远，来看我的人不多，如果我不出去，我永远有一个很清静的环境。但使我住在那里感到安慰的，则还是五姑对我的照拂与慈爱，她几乎把我当作她自己的孩子一样，她非常爱清洁，近于怪癖，开始的辰光，我弄乱了地方，只要我一出去，甚至只是在外面散步，她就进去把一切安顿成原来的整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