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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真实问题，我认为创作的原动力应该有真实性，同时又能够超越真实一步。但是自我的体验、心灵的感悟，或者真实性，不会自动等于诗。真实是不错的，但真情不会自动做出诗的表现。所以，这三位诗人的作品，让我稍稍感到有一些遗憾的地方，这也是当下诗坛的一个共同的问题。一个写作熟练的人，我知道他会走到哪儿，但是最后，让我迷醉的，那种撞击心灵的东西，非常过瘾的东西，还比较缺乏。
现在有一种风气，就是用九十年代的诗来贬低八十年代的诗。我觉得八十年代的诗中，有一些是有非常强的原创性的，不仅诗好，而且具有重要性。比如江河的《太阳和它的反光》，当时我看后很激动，它给我们提供了很新的东西。无论是语言方式，还是诗人的姿态，现在我很少看到这样的诗了。我看到的都是平常意义上的好诗，在原创性上，让我感到神奇的、迷醉的东西，撞击力上还不够。
林莽：陈超对我们的诗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前几天，在北京的中法诗歌研讨会上，谈到关于诗歌翻译的问题，其中有一个搞哲学的人谈到，诗有不可译性，这一点大家都有同感。翻译也是一种创作，没有这些年的翻译作品，也就没有我们的当代文学的现状。在谈到诗的时候，有的诗就像经文，它的声音是不可译的，只能用声音来表达。诗中确实有很多神秘的、源自于生命本身的一种东西，我们如何发现能够在此基础上往前一推的力量，这一点很重要。
王光明：三位诗人的共同点，是诗与生活的关系，他们都面向了自己的经验、生活、细节。我认为，诗人应该对民族语言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诗歌不一定直接呈现生活，更多的应该关注人的心灵，驾驭自己的情感，使其作品能够持久地感动人，能够经得起反复阅读。我觉得这三位诗人还应该更内在些，把经验、生活转化为诗。
六、三位诗人如是说
路也：我能得这个奖，很幸福。我曾读过一句俄罗斯谚语：“不要相信幸福，不要害怕灾祸”。我把这句谚语贴在我的床头上，当作座右铭，可是今天我相信了幸福。写诗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毛病，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跟功成名就，跟流派，甚至跟写作的抱负都没有关系。它就像女人做针线活一样，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这与我个人的生命状态有关系。我不相信那种过份机巧的诗歌，像车间制造出来的机器零件一样。我认为我是一个天生的自由主义者和本能的理想主义者，我常常感到我的身体里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对世俗生活充满了过分的热情，这种热情常常让我自己和周围的人感到很劳累。正是这些特质使我写出了今天这样的诗歌。
福克纳曾经说过，一个作家写作需要三个条件：经验、观察、想象。我更多靠的是想象，可能生活给我提供了一个眼神，一个场景，我把它延伸开去，成了全世界。这种和个人身心贴近的写作，有时是非常顺利的，但有时又变得非常困难。这就是我能在短时间内写出大批诗，有时却一两年写不出诗来的原因。我太依赖生活状态了。现在，由于网络诗歌的存在，诗歌好像变得非常容易了，好像一些人一年当中任何时候，只要是坐下来，就能制造出诗，我觉得这是别人的写作状态，对我不合适。我的写作状态对我不一定是最好的，但肯定是适合我的。这个奖对我是个鼓励，我会努力写下去。
卢卫平：感谢各位对我的鼓励。我写诗已经二十年了，人这一辈子能有几个二十年哪！所以我对诗有一种感恩心理，也非常兴奋。我一直是在《诗刊》的栽培下成长的，我刚写诗时，我也努力想得一些奖，也想参加“青春诗会”，后来我参加了。我在广东的三个企业里工作过，企业中，从一个刊物的校对做起，在两三年内做到老总的助理，也当过副总，我认为我在做企业中是有能量的，但面对诗歌的时候就变了。做企业与写诗完全不同。我在自己的生活中，把诗人的角色和生活中的角色分得很清楚，在企业中，我努力工作，扎扎实实，但写诗的肘候就成了另外一个人。与企业比，写诗的成本太低了。因此我是幸运的。我只花了一点路费，就得到了各位专家的教诲。今后我会继续努力，把诗写好。
田禾：感谢评委对我的鼓励。我的诗还有很多不足，今后我会努力。我在生活中，遇上诗，是我的幸运，是我的快乐。一个优秀的诗人，必须有能力捕捉生活的细节，感受生活，创造生活。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要以百姓的立场和视角进入诗歌。我的诗要从生活出发，从心灵出发。生活永远是我的诗歌的源泉。
在研讨会上，陈瑞统、朱谷忠、吴明哲、楼兰等也做了发言，谈了这次活动将会对晋江的诗歌创作产生积极的影响。作为活动的主办方领导，叶延滨做了非常精彩、幽默的总结发言，对这次活动的成功举办，对晋江市的支持表示了感谢。最后，林莽提议，由三位获奖诗人各自朗诵一首自己的诗作作为结束。
在这次活动中，与会者还游览了晋江市的部分景点。并饱尝了具有特色的晋江美食。这期间，雨时断时续，惟独在我们出行的时候停止，真是谢天谢地，谢谢晋江的诗友们。
没有办法去抵制俗世中的那个我
■ 韩少君
我一直找不到充足的理由对诗歌说些什么，包括对自己的诗歌。也许正是因为它难以名状才更加饶有趣味，它的神秘性刺激了我二十多年的诗歌写作。停止或者放弃，已经不可能。诗歌写作变成了一种习惯，放弃它，等于放弃了生活的一部分。多年之后，诗歌开始与我的生活平行，与日常中的那个我和更深刻的那个我平行。现在，我已没有办法去抵制俗世中的那个我。它是滚烫的，也是冰冷的；它是暧昧的，也是峻峭的。它在诗歌中存在，需要勇气。我坚信，我有这个勇气：那就是不断地与这个世界纠缠，以建立起自己的秩序。
“因为诗歌，什么事情都不能发生。”这是奥登对威廉，勃特勒·叶芝的纪念。仿佛两个身处异地的穷亲戚的内心独白。我们不会因为诗歌而有什么事，绝对不会。我们对诗歌的工作，也只对自己、朋友和爱我们的人有用，如果可能，对日益颓坏的人世尚存一点点参考。
近几年来，我愈加感到强大的自我的存在，它与周围的一切秘密地发生关系，幽微，富有生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感到我不再是独立的，也不再高迈如神。我的诗歌可能记录下了这样和那样的关系，记录下了它们存在的意义。它们变得直接了，可以说就是呈现。诗人面对外部世界，最好哑口无言，进而向内，寻找它对自己的伤害，从中找到伤害自己的力量。那才是真正的诗歌，是诗歌所应该具有的质量。很多时候，我们习惯强调诗人对事物的发现，而忽略了事物对我们心灵哪怕身体的侵略。这种反向在诗人这里，变得有了价值。老歌德说过一句话：“除了与人相关的世界，我们不知道任何世界；除了复现这种关系的艺术，我们不需要任何艺术。”
一些事物又在悄悄地发生，如同在黑夜里，是与否，在我的身体里不停地打孔。我的身体由无数个沙漏组成，事件，一个接着一个从里面穿过。我敏感，我疑虑，我敬畏，我惶恐，我感恩，因此我孤独，我听到了它们与我摩擦的声音，它们有深深的刻痕，好像铁器作用于木头；有时，它们又了无踪影，一如轻风拂过胴体。
多年的写作之后，我似乎意识到了空间与时间在诗歌中的存在。没有空间的诗歌是僵直的，纵然诗人给它安排了技巧的百足。“白雪覆盖的山峰间，唯一动弹的是那黑鸟的眼睛。”我无数次地欣赏美国诗人斯蒂文斯的这样极具空间感的造句。没有时间进入的诗歌是腐朽的。真正好的诗歌，它通过诗人的肉体、精神和语言本身来吸收时间。时间使诗歌以生命的意义存生，它不简单的只是过去、现在或未来，它的多维向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自由的肌体。弹性的时间，甚至像血液一样在诗歌中流动。美妙的声音，谁听到了，谁就找到了诗歌的福祉。
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诗歌到底会把我带向哪里？也可以反过来问。它的方向是极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才给了我持久的动力。目前汉语诗歌应该说营造了一种环境，让不同品种的鱼，带着不同的光斑从各处游来。
我是从一条混浊之河里游来的。我扮演着一条乌鱼的角色，常常埋伏在淤泥里，它不善游动，不浮出水面，但实结，动作有力。
接触了西默斯·希尼的作品后，我就开始试图从现实中打开一个缺口。这个从煤沼里走出来的北爱尔兰人，对我的影响是破坏性的。对于我来说，生活的积淀何其深厚，而我又是那样的愿意皈依已逝的岁月和精神家园，现在，我真正成了一个进退两难的人。那天，我写下了一首语言极为粗糙的诗，回过头看，这种语言方式把我也吓了一跳，像是在嚎叫，是衰败工厂里真实的、沙哑的声音。那是我热天喝了大补烈酒之后，在伙房砧板上写下的一首诗，情景就像一个松皮懒肉的男人，在对付一个同样松皮懒肉的女人。这首诗，这一时段的诗歌，对于我都是毁灭性的。
我坚信：思考永远大于写作。这个世界，事物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各种变化，诗人其实就是这些细微关系的记录员，他存在的价值就是在物质发展，所谓的文明正不断掳掠心灵的今天，为我们保留住与客观存在建立的最柔软、最敏感的关系，诗歌是我们与世界的擦痕。
木象之歌（九首）
■ 韩少君
衡山回顾
湖南人的灶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