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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田是离完了婚才决定出国的一当然是从头过起的意思。田田离婚的过程像一场漫长的高潮迭起的戏剧；整整演了三年。这三年里田田就住在父母身边。娘家成了田田歇脚的窝；睡觉的枕头；揩眼泪的帕子；装气话的竹篓。一场婚离下来；父母就老了。
父母是在田田的眼皮底下老的；田田却浑然不知。犹如一个常住河边看惯了河水的人；是看不出今日之水原来不同于昨日之水的；等田田意识到父母的老时；事情已经进入了一个无法挽回的死圈。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母亲是早就有迹象的。母亲爱掏父亲的衣服口袋；母亲爱翻父亲的文稿；母亲爱拆父亲的信；母亲爱偷听父亲的电话。年轻时很有些英武豪爽之气的母亲；五十岁过后却渐渐地变得敏感和爱猜疑起来。田田一直以为这是母亲对父亲日益上升的社会地位的一种危机感；直到后来在一位加拿大同事家里偶然翻到一本医学杂志；才恍然大悟这其实是老年痴呆症的一些症状。只是从前母亲在操着太多人的心；母亲的这些蛛丝马迹；散落在太多太纷繁的生活内容里；如沙滩底下浅浅地埋着的石子；被人在忙乱之中混混沌沌地错过了。待到元元去了广州；田田出了国；母亲的生活天幕突然变成了一片硕大的空白；她那些反常的举止才日渐清晰地浮到了表层。
父亲也不知道母亲有病；父亲以为母亲只是太寂寞了；于是父亲在过了六十五岁生日之后就刻不容缓地办了退休手续。当时父亲还带着几名研究生；手头还有几篇论文尚未完成。像父亲这样多少算有些贡献的资深教授；其实完全可以延续几年才退的；可是父亲想多在家里陪陪母亲——母亲没有高级职称；退休得早。
然而没有用。
父亲的日日相守；田田隔天一个的越洋电话；元元三个月一次的探亲假；都没有把母亲从那条越走越窄的暗路上扯回来。母亲还是执意地走了那样的极端。
母亲的事；田田是过后一个月才知道的——是元元刻意对她隐瞒了的。后来元元再也瞒不下去了；才百般无奈地打电话来多伦多搬救兵。田田接到元元的电话；第二天就坐上飞机飞回了北京。
田田进了门；一眼就看见客厅正墙上母亲的那张放大照片。照片是母亲略微年轻时拍的；衣装发式都有些过时。母亲的笑容似乎刚刚展开；就被快门骤然切断；眼角眉梢便有了微微一丝的惊讶神情。照片上的那个黑框如同一张大嘴；将田田一口嘬了进去。田田没顺过气来。身子一矮；就瘫坐在沙发上；喉咙里涌上一团咸涩；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回去；哽噎之中；眼泪便汹涌地流了出来。
何淳安看着女儿倾金山倒玉柱地哭；只将两手在膝盖上磨来磨去；干裂的手掌在裤子上咝啦咝啦地钩出一条条细丝。
“谁想得到呢？谁想得到呢？”何淳安一遍又一遍地说。每说一遍；气就短了一截。说到后来；那声音便如炎夏午后的蝇子；有气无力嘤嘤嗡嗡地飞撞在田田的耳膜上。
李延安出事的那一天；实在和任何其他一天没有太大区别。早上起来；何淳安照例去公园练太极拳；李延安照例去小区的菜市场买小菜。等何淳安练完太极拳回家；李延安也正好热完了早餐。两人面对面地坐在厨房的小餐桌上；一边喝豆浆；一边看报纸。何淳安看的是《晨报》；李延安看的是《健康报》。一碗豆浆喝得见了底的时候；报纸也就翻得差不多了。何淳安擦过了嘴；站起来；说要去学校一趟；取几封信。走到门口；听见李延安在厨房里异常响亮地笑了一声；说：“眼花儿不来；你就急了吧？”
李延安嘴里的“眼花儿”；泛指的时候；说的是何淳安所有的女同事女学生；特指的时候；说的是何淳安的得意门生颜华。颜华博士毕业后留了校；和何淳安在一个教研室里工作；先前是师生；后来是同事；来往算是比较密切的。平日在家里李延安也时不时地拿“眼花儿”说事；时而泛指；时而特指；何淳安一味地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并不计较。那天也不知碰着了哪根筋；心里有一股无名火噌地蹿上来；便忍不住回了一句“急了又怎么着”；便夺门而去。
何淳安到了学校；见着了几个多日未见的同事；说了些系里的飞短流长；一时聊得兴起；几个人就在学校的餐厅吃了顿午饭；喝了几盏小酒；回家就晚了。脸红耳热地进了门；一叠声地喊李延安：“晚上早点吃饭；周教授给了两张戏票；小百花越剧团的《碧玉簪》”——早把先前的口角忘了个一干二净。
走到卧室门口；觉得脚底有些黏；低头一看；脚上像踩了一泡西红柿酱。冲进屋里；只见满地的腥红；浓浓稠稠半干未干的；在墙角门后流成大团大团的花。床铺看上去却是平平的；不像是有人的样子。何淳安哆哆嗦嗦地掀开被褥来；才看见了一片扁平如纸的身子——那是流完了血缩了形的李延安。李延安用的一把钝刀；腕上的伤痕如锯齿般参差不齐。这个在延安窑洞里出生；在马背上度过最初童年的女子；就这样将她世袭的军人般的刚烈演绎到了极致。
何淳安从屋里跌跌撞撞地跑出来；冲到楼下；蹲在门口的大槐树下；哇地吐了一地。酒和肉的腐臭随着风在街上飞得很远；蝇子在秽物上黑压压地围了一圈。撕心裂肺地吐完了；扶着树身站起来；抬头看天；只见天上一颗鲜血淋漓的太阳；朝着自己正正地飞坠过来。想躲；却没躲过；就被咚的一声砸倒在地上。
等他完全清醒过来；已是三天以后的事了。三天中他的生活里发生了很多事。当他的意识还在沉睡和苏醒中间的那个灰色地带飘浮时；他的妻子李延安已经火化入葬了。他的儿子何元元从广州赶回来；雇人将他的房子彻底地清理打扫了一番；并将家具都重新摆置过了。所有关于李延安的痕迹；都被小心翼翼地掩藏了起来。
何淳安出院回来；像走进了别人的家；惶惶不安；手足无措。他在屋里频繁地进进出出；不停地打开抽屉柜橱的门；仿佛在寻找什么；却又仿佛什么也没有找到。何元元的担心；几乎完全是多余的；何淳安没有问及李延安；一句也没有。
一连几天都是这样。
元元原先准备了多种可能性；都是用来对付父亲的记忆的。元元唯一没有准备到的；是父亲的失忆。记得是一种痛；不记得也
是一种痛；只是这两种痛却是无法抵消取代的；都得一一痛过。
元元悄悄去医院咨询过心理医生；医生说经历过这样巨大的刺激之后；暂时失去记忆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恢复记忆就是痊愈的一个迹象。
两个星期之后；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元元把饭菜都摆上了桌；一边拔筷子；一边貌似无意地说了一句：“妈妈做的菜比街上买的好吃多了。”
何淳安很久没有说话。元元转过身来；发现父亲的人中上流着一条清鼻涕；目光死死地盯在墙上；仿佛要把墙看出一个洞来。
“工作证。”后来何淳安喃喃地说。
“什么工作证？”元元不解。
“上面的那张照片；你拿了；放大；挂墙上。”
元元这才知道父亲这么多天一直在找母亲的照片；一颗心方稍稍地落到了些实处。
办完母亲的丧事；元元要带父亲去广州住一阵子；也算是换个环境；散散心的意思。何淳安执意不肯；说你妈回来找不着人呢。元元说妈现在是灰是烟；你到哪里她就跟你去哪里。那原本是一句劝解的话；老头听了；却像是受了惊骇；竟泥塑木雕般地呆坐了半天；连饭也不肯吃了。元元无奈；只好说要不你跟田田去加拿大住几个月；反正你听得懂英文。老头连连摇头；说她拖了我这么个老油瓶在身边；更没有人敢娶她了。
请保姆的事就这样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何淳安在家务事上基本算是个低能儿。从买菜做饭到洗衣扫地；从前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李延安一手包办的；何淳安甚至连银行密码都懒得去记。李延安骤然一撒手；现在何淳安连洗衣机都不知怎么使；烧茶坐水也得从头学起。
可是何淳安坚决不同意请保姆；说家里来个生人不习惯也不安全。其实真正的理由何淳安却没有告诉儿子。妻子是因为一群莫须有的女人而死的。自己虽然是清白的；可是再大的清白在妻子的刚烈里走过了一遭；就像一张搓揉过的纸；多少就有了印记。印记的存留；只在一念之差。而洗刷这个印记的过程；可能就是他的余生了。他行在街上；前胸背后似乎都贴满了芒刺般的眼光。在这样的眼光里；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安然享受另外一个不是妻子的女人带给他的安逸。六十六岁的退休教授何淳安；已经被这样一个突兀的人生变故吓破了胆了。
元元一转眼就在父亲身边呆了一个来月。广州的公司来了最后通牒；说再不回来上班就要另请人顶替他了。何淳安就催儿子走；说你管得了我一时；还能管得了我一世？我终究得学会自己生活的。元元临行前；去超市买了一冰箱的面包饺子速食面；不厌其烦地教父亲如何烧水煮食。又给父亲系里要好的同事学生一一打了电话；让时时关照父亲。谁知刚回广州三天；就接到了邻居的电话；说父亲将一锅开水打翻在地上；烫伤了脚；住进了医院。元元再也抽不出假期了；只好星夜打电话给远在多伦多的妹妹田田；让她火速回来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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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田一到家；就起草了一则聘人广告。吸取了元元前次的教训；田田这次采用的是强硬高压手段；何淳安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广告就在晨报和晚报上白纸黑字地登了出来。
后来的几天里；倒是陆陆续续地来了好些电话。有几个在电话上听起来就不是那块料的；田田面也不见就给拒了。剩下的几个听起来还算顺耳的；等约来了一见；竟没有一个看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