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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挂断了电话，手一直在颤抖。酒吧侍者把一种深色烈性酒倒进两只小玻璃杯中。
“老板赠送的。”他严肃地说。
根本没打算推辞
我根本没打算推辞。他也一饮而尽，然后摸索着找到了我的那一杯。
“草药。”他咳嗽着宣布说。
“先生，这是一种鲜榨汁，助消化的功效很强，很有营养。”对方并不感到意外。
魔术师转过身来。我看见他的背是驼的，上衣的式样没有一点儿特色。
“你想想看，我那个堂兄弟神甫是不是十分清醒？也许他需要我们。我们要是能带他去那波利就好了。有一个神甫跟着还是很有用处的。”
“请别再说了，先生。”我这样回答他，但我很快发现，我没有什么别的话题好和他谈。
“他可是个好样的神甫。很有趣。”他假意抱怨说。“可是你，胖子，你什么也算不上。你啥也不是。为什么你不能做一个好陪同？”
侍者胶皮一样的脸上漾出一丝参与的微笑。
“你不是朋友。”他又说，“你不言不语，不露声色。你要干什么啊，可爱的小女子？因为你有些故作多情，像个可爱的小女子。哦，你不高兴了？”
“没有，先生。”我在忍着。
我把手狠狠地按在酒吧的桌上，以保持我的镇定。我感觉到手心里的汗把桌子都濡湿了。侍者倒好了第三杯草药。我强令自己摇头拒绝，同时也是为了行使我的那一点小小的权力。他倒是同意了，拿走了杯子。
我们出门的时候，屋顶上方已经现出了一抹淡青的微光。三辆出租车里，两辆车的两个司机趴在方向盘上睡觉，另一个在看报。
“她可太讨厌了。陪我们玩一玩她也损失不了什么。”我又听到他那嘶哑的声音。“不过，她可不是什么海军上将的女儿，这些该死的家伙总是说自己是海军上将的女儿。她们从来没说过为什么会是海军上将的女儿。你没跟她说阿门以便拦住她，胖子，你太糊涂了。你还能见到她吗？”
“不能。”
她在那边走，距我们20米，晨曦还没有照到她那细嫩的肌肤。她上了一辆汽车，从我们身边开过。她的手抬起来挡住眼睛和额头。
“我这个乡巴佬啊，太闭塞，太没出息。”他咳嗽着。“就这样下去，一会儿我就只能自言自语了。简直像在疯人院。这算什么旅行啊。我就该带着野蛮人的祝福上路。胖子，为什么你不把我推到有轨电车轮底下？”
他站立不稳，高突的肩膀靠着我，膝盖弯着，因为努力抑制颤抖，他的眉头不时紧皱一下。
“那波利，死亡。”他在出租车里不停地说着，没完没了地重复着几句话，咳嗽都阻止不了。他一边咳嗽一边不停地说着，我们的车穿过行人稀少的街道和广场向车站驶去。
我不知道，他把我们一起度过的日子和将要一起度过的日子估计得有多么荒唐。香槟酒气从我的胃里不断涌上来，搞得我很难受。我忍着酒嗝，屏住呼吸，不再去考虑那些烦人的时日。
车子转过一个大喷泉，泉水似钢花飞溅。他把头使劲伸出窗外，感受那清新的空气和清冽的水声。
过了一会儿他又讲起来：“如果男爵现在也在这儿的话，它也会这样，这可是一件值得它惊叹的好事，它总是在电话里把事情告诉我。它不高兴了，生气了，然后就是一阵喵喵喵的叫声。可是，这次它却什么也没说。这比平常更可恶。你说，胖子，我做错了什么？我和那些卑鄙小人真的大不相同吗？我认为自己就像一只可怜的瞎眼金丝雀。我尊重我自己，因为这只金丝雀唱得更好听。”
他尖刻地笑了。后来，他为了忍住笑，憋得发出叽里咕噜的讨厌声音。他捂着肚子弯下了腰。
“那最后一杯是什么玩意儿？大粪？你没有感到你的内脏也烂得发臭了？”
恍惚中，好像有一个黑影闯入我的眼帘，割开了我的喉咙。我同它对打起来，极力不让它割断我的喉管。我的眼睛紧盯着车门把手，尽量不再分心，眼睛死死地大睁着不敢再闭上。
出租车司机在车站前猛地急踩刹车，粗暴地把我们放下，招呼都不打就开车走了。
“离开这里真遗憾，不留在这里真遗憾。不过，这是暴君尼禄的城市。”他一声又一声地叫着，一边挥舞着手中的竹竿。
只有一个搬运工耐心地帮我们搬着行李穿过车站大厅。酒吧间的水槽里横七竖八地堆满了杯子、盘子。高音喇叭里毕毕剥剥的噪声像钻头一样钻进我的脑袋。
“我们应该去伊斯坦布尔，应该去加尔各答。现在当然是去那波利。只要睡3个小时就到了。我变得傻极了，傻得没边了。上帝惩罚我吧。”一上火车他就这样埋怨起来，嘴唇苍白无色，安眠药也吞了下去。
我倒在角落里，试图尽可能地用车窗帘的一角把自己遮掩起来。太阳已经很厉害了，如同炙热的刀锋逼在眼前。我感觉到了它的逼迫和无处不在。四周一片嘈杂，令人难以忍受。
“就剩我们自己了。我们就是这样。那波利，死亡。”他又说起来，额头上青筋暴突。“这里什么人都没有？”
“没有，先生。”我说。
火车启动了。
注意不出差错的人
此时黄昏已尽，显露出大理石般凝重的夜色。残余的光线中，我看见他们在阳台的那一头。他们几乎是很不情愿地在交谈，长时间的沉默，表情凝重，没有一丝笑的影子。他像以往一样笔挺地站着，像一把锋利的刀。另一位尽管高大粗壮，背却已经驼了，吃力地站在那儿。他们与旁边那把色彩艳丽的遮阳伞是那么不协调。
“你好。这么晚才来。不需要什么了吧？这儿的一切你都知道了，都看见了。你自便吧。明天见。”站在门口的士兵这样说。他的脸又长又窄像貂一样，显得异常狡诈，双手光滑圆润。他说他以前是大学生，后来做了档案管理员。他说话的语气就像那种时时注意不出差错的人。
我独自留在那间过于大的房间里。房间里乱七八糟地堆放着一些画像。最后一抹光线照在了一幅镶嵌在椭圆形古旧画框中的女人脸上，她的脖子和肩膀之间一束浅色的花卉极为抢眼。镶有银边饰的相册摊放在桌子、小台、托架和一架钢琴上。
那个士兵在下午已经带着我熟悉了这座房子：一条错综复杂的走廊，一些阴暗的小房间，一个又一个的套间。几乎从每一扇窗户都能看到这座城市的一部分房舍。那些杂乱无章的房舍一直延伸到海边，像圣诞节摆放的描绘耶稣降生情景的微缩景观。
我要住的是一个女用人住过的房间。她今天早上刚走，度假去了。屋里的衣柜和抽屉有的锁着，有的空着。光秃秃的墙壁上是纵横交错的潮湿印迹。床上的毯子下面没有铺床单。
“这也是个好主意。四个男人住在这里，至少是你们三个，如果我不算的话，或者不愿意算我的话。他搞的是什么名堂？让唯一的一个有用的人走了。她是这里唯一的一个女人，连问都不问她。谚语说得好：被上帝做了标记的人的大脑总是与众不同的。你看着吧。你还得当心些。我已经决定了，在军营吃饭。床铺、杂务、灰尘，等到圣诞节再说吧。我不是勤务兵。你也不是。谁爱多管闲事谁就管去吧。”那个士兵很快向我说了这么一大通。
“你的上司怎么称呼？”
“他叫温琴佐·V。不过，只能叫他中尉，叫他中尉也就可以了。虽然他拿的是上尉的津贴，可他有个毛病，仍然让我们叫他中尉。在这一点上他很在意。对了，就是我刚才给你讲的那种大脑。不过他还算真诚，絮絮叨叨的也烦人，但还算真诚。相信我吧，我在这儿已经半年了。感谢上帝，至少他的两只手还是全的。你的胡子怎么弄？你自己收拾吗？”
我看见他们还在阳台上肩并肩站着，抽着烟，嘲讽地相互指指点点，碰碰对方的肚子，不过只是轻轻的一碰，似乎带有一些厌恶的意味，没有一点笑声。他们不再说下去了。
我总算是休息了几个小时，劳累和他那些恶毒的言语都消失了。不过我仍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如同被囚禁于一个不可名状的敌对环境之中，像落入了一张蜘蛛网，或者更清楚地说，像是被严严实实地密封在一个肥皂泡里。而这个肥皂泡在不断高升，忽忽悠悠地往高处升，不知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变小，变得冷漠且遥远。
我也走出去，来到阳台上，小心翼翼地躲到距他们稍远些的角落里。
城市已是万家灯火。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密集灯光这儿一片，那儿一簇，一直绵延到海湾沿线，像是为一线浅紫色的天边挂上了圆形的或线形的彩色灯饰。那一线浅紫色的天边逐渐暗淡变黑，一片云漂在天际，先是像一个巨人的头，后来是肩膀，最后竟然奇迹般地像是一只手，缓缓地伸过来。几绺鬈毛状的薄云仍然在收纳地平线下射上天空的阳光。那密集的灯光像是在向它咆哮，像是卧在那里打瞌睡的一只猛兽，全身的毛孔都弥漫着夏季蒸腾不散的暑气。
我感到我的监狱更窄小更压抑。我很想马上跳进那片灯火，不是走进去，而是真正地纵身跳进去，投入那股气息之中，消失在那股气息之中。
他们都不再说话，肩并肩默默穿过阳台，白色的手杖和竹竿同步晃动。
中尉的声音有些低沉，间或还有些无精打采和阴郁。他的口音常常让他吃掉了字词的尾音节，令他的话语显得很生硬。
他们沿着不长的几米直线走了三四个来回。客人的秃头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