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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斤澜说，沈从文爱坐在不前不后又靠边的位置。摸出小本和水笔，记下点什么。水笔直竖，是拿毛笔的手势。近视眼镜厚重，所以左手把小本托到胸前，才好写字。样子非常认真。像他这样的大作家，除非听政治家的重要报告，一般是不记的。
林斤澜纳闷：“沈先生为什么记？记下来做什么用？”
后来林斤澜知道，沈从文被迫在历史博物馆，多寂寞啊，多凄惨啊。自己说“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上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他走到文艺界里来，可能心里暖和。他的心中，还藏着写作一念，这是非常好理解的事。他仍然关心文坛，１９５１年就说：“文坛太呆板了。”“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高手都呆住了。”１９５９年写给他亲戚的一封信，说道：“一些作家写作差不多永远在写，永远写不出丝毫精彩过人之处，真如四川人说的‘不知咋个搞法！’”
实际上，他也曾尝试写过。他曾写过一篇小说叫《老同志》，是写一个老炊事员的。建国后，思想改造，沈从文进入“革命大学”，他和一个老炊事员每天在一起。这个老炊事员给他印象很深，觉得自己应该向老炊事员学习，“不声不响干下去，完全对”。但这篇小说失败了。失败是理所当然的事。当时家人“觉得他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张兆和语）又经过思想改造，小说总得是亮色，显得新社会新气象。脑中有框框，怎么写小说？
林斤澜在《沈先生的寂寞》一文中，写了亲见的一件事。那是１９６１年，有了个“小阳春”的政治气候，这个气候的出现，可能是反右太惨了，才给知识分子“怀柔”一下。在北京新侨饭店，开了一个五百来人的“文艺座谈会”，接连几天。林斤澜写道：“开幕式上竟说，全国的精华，差不多全在这里了吧。我那时年轻，环顾左右，也知道不都是精华，也知道确有精华，离这里远着呢。
接着宣布了三“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第三个“不”记忆不清，大约是不给穿小鞋。过后，人们还是信不过，领导又作保证：大家回去，若是单位里揪你们的发言，凡是在这个会上说的，可以来找我们。保证的是在这个会上发言……”
有一天，周扬来参加文学组的小会。老前辈陈翔鹤徐徐说道：“沈从文想写小说，听说打算写一个革命家庭，是长篇，可不可以安排……”周扬“立即收起笑容，一沉，一绷，静默几秒钟——这几秒钟很长，仿佛有一个沉重的生锈的大针，走动一下先嗤嗤作响，再‘咚’的一声。沉吟道：我们给安排时间，创作假，几年？十年，够不够……”
不久，中国作协办公室给沙汀及作协四川分会发出一封公函，意思是沈从文６月２５日左右动身去成都，初步打算住一个半月左右，动笔写酝酿已久的一部长篇小说（以其内兄——１９３６年牺牲的共产党员张鼎和同志一生斗争事迹为题材，写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约二十万字），请对他的住宿等问题作安排。但是，作协６月２３日突然致电沙汀，告知领导又重新安排沈从文到青岛休息。
１９６１年７月１８日，沈从文在青岛写信给中国作协，谈到自己的写作状况：“头脑能否使用到过去一半样子，也无多大把握了，毛病是一用过了头即有些乱，过一阵子又才回复。心脏部分不太严重，已不容易好。初步设想把所收小说材料重誊一份，理出个顺序线索。万一我不能用，另外同志还可利用这份材料。最好当然是我自己能用它，好好整理出来成个中型故事，初步估计用十六万字，安排可以写得清楚，如顺手，也不会要半年时间。”
这部作品最终没有写出来，夫人张兆和谈及原因：“堂哥牺牲了，堂嫂还在，从文从她那里收集了一些材料。还到宣化煤矿去了好几次，记了好几本。１９６１年热闹，他想写，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体怎样写，他就不行了。没有多大把握，写了也写不好。”
沈从文二子沈虎雏也说，写不下去的原因既不是沈从文的用笔能力，也不是身体条件，而是他担心写出来会不会出问题，能不能适应新社会。
三十年来惟一一次最大的创作活动夭折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沈从文写革命题材的小说，本就滑稽，在那个年代下真能写出一本长篇杰作来，那真是怪事了。曹禺的女儿万方回忆，建国几十年，曹禺也非常苦闷，自己怎么会写不出东西来呢？周恩来叫他写《巴黎公社》，他就不能完成任务！
林斤澜说，从午门见面以后，他和沈从文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他还说，他和汪曾祺一直给沈从文拜年，几十年中接触非常频繁。一是喜爱沈从文的小说，二是和汪曾祺是至交，汪是沈的关门弟子，谁都知道。邓友梅《漫忆汪曾祺》中说：“我和曾祺、斤澜感情密切，好心的同志还提醒：‘交朋友要谨慎，不要受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这话透出的信息，和后来有人整林斤澜吻合，就是林斤澜把沈从文当老师，看成是艺术心灵的向导。把沈从文当老师，看成是艺术心灵的向导，这在当时是多么不合时宜啊！
林斤澜和汪曾祺见沈从文过于冷落、过于寂寞，有时就拉先生过来参加北京市文联的一些活动，沈总是默默地坐在一旁听着。有回是个小会，是下乡下厂的青年作家汇报汇报，大家讨论讨论。主持人在结束时让一让，礼节性地请沈从文发言，不想沈从文真的发言了。林斤澜在《微笑的失落》中说：“他说：我不会写小说了（微笑）。现在我不会写小说了（微笑）。从前我也不会写小说，只是写写回忆（微笑）。”“今天，我是来学习的，学习写小说（微笑），我不懂下乡几个月，下厂几个月，怎么就会写出小说来（微笑）。我不懂，怎么好搜集小说材料，搜集了来又怎么好写作小说，我不是谦虚，我真不懂……（微笑淡化了，忧愁上了眉头）。”
“会上的青年交换了眼色。那意思是：瞧，老古董……”
“沈先生激动起来：从前我写点东西，只是把回忆里没有忘记掉的，忘记不了的，想忘记也没法忘记的，写了出来……（眉头起皱，厚重的眼镜片后边，眼睛圆睁，眼圈竟是微红）”
“我不会写小说了（微笑失落）。我不懂写小说了（微笑失落）。”
林斤澜说，实际上沈从文是反话，但他的身份又不能明明白白说反话，但，听者是能听出他对当时文坛情形的怀疑的。
林斤澜说：“也就在这些时候，沈从文对我说：‘写小说要贴着人物写。’这句话和当时的文学观可不一样，这是他掏心的一句话，就是文学是写人的，写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写人性、人情、人生、人世、人道……”
林斤澜在１９８０年出版的《林斤澜小说选》前言中写道：“有位前辈作家说：‘送你八个字：走万里路，读万卷书。’”林斤澜对我说，这位“前辈作家”就是沈从文。那是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初，沈从文已经回京，而林斤澜由于中国作协的安排，要到四川、贵州、云南去走走。时间大约半年。他到了沈从文家，向沈从文话别，沈从文才说了这么一句话。林斤澜当时纳闷，这八个字太平常了，什么意思呢？后来才明白，“走万里路”说的是人生风雨，一个人的经历、经验和经受。此前此后，林斤澜的“深入生活”在北京作家中是有名的，而他凭“走万里路”，能在老友汪曾祺面前沾沾自喜。
有一回，林斤澜对沈从文说起，自己年轻时读先生的小说《灯》着了迷。以为结构层层似剥笋，剥出一个老兵的最后的梦和一对年轻人新生的罗曼史。不料沈从文呵呵笑着，高高兴兴，高兴得快要叫起来：“那是备课示范。表示小说还有这么种写法。那是写着好玩的。”先生当时的神情，好像回忆中学时代的调皮，快乐里闪着狡猾，乡下人的天真。林斤澜转身问张兆和这篇小说，她竟说：“里嗦。”
林斤澜家中有本书，叫《从文小说习作选》。绿皮硬面，“良友文学丛书”特大本，１９３６年出版。扉页上毛笔“章草”题着：“兆和存此书廿五年五月十四”。这是建国初，林斤澜在北京东安市场有个卖旧书的小胡同里买来的。后来林斤澜向沈从文张兆和问起怎么回事，两位回忆说，抗日战争发生，他们离京奔赴后方。临走把几大箱书寄存在某某某家里，八年后回来，书箱不知何时叫人撬开，把书偷出去卖了。
这本书有个非同寻常的地方，就是整本书上有沈从文用毛笔铅笔所做的修改。这对林斤澜非常有意义。林斤澜第一崇拜的鲁迅说道：“必须知道了‘不应该怎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怎么写’的。”从哪里去学“不应该怎么写”呢？最好是揣摩作家的手稿，那“苦心删改的痕迹”。《从文小说习作选》上每篇都有修改。
林斤澜说：“我应当原书奉还，但又想多看看那修改部分。两位前辈一口叫我留着。”
林斤澜便“揣摩”了。如小说《三三》，原本上用了许多个“到”字。“想到”、“提到”、“望到”、“回到”、“听到”、“说到”、“照到”、“看到”、“整理到”、“出到”、“蹲到”、“到后看到”……沈从文修改时多换了别的字。如“想起”、“望着”、“回转”、“说那”、“说了”、“看看”、“一听”、“对着”、“想明白”、“看见”……为什么这么修改呢？林斤澜说：“我推测理由有三：沈老过后想想一来单调；二来有的用法特别，别的读者读来不顺，还会误会；三来有的‘到’字跟在动词后边，不能辅助表现那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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