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特别，别的读者读来不顺，还会误会；三来有的‘到’字跟在动词后边，不能辅助表现那个动作。”
有一句原文是这样：“在东边偏院里看到城里来的那个客，正躺在藤椅上，望到天上飞的鸽子。”修改后前边两句照旧，后边一句是“望天上环飞的鸽子。”林斤澜揣摩：“去掉‘到’字。若改换这个字，应是普通话的‘着’字。这个‘到’字该去，光去不换也好。‘飞’字上添了个‘环’字。望着鸽子‘环飞’，写出鸽子经常的成阵盘旋。有看头也没看头，带出了那个城里客人的似看非看的‘闲看’。这个‘环’字添得好。”
……
林斤澜喜爱沈从文，使他差点在政治上陷入危险的境地。北京市文联有个领导，号称“评论家”，原和沈从文有同乡之谊，曾是沈家座上客。此人拔刀，对林斤澜挥杀过来。一是为了扩大反右“战果”，好往上爬，二是林斤澜在创作上不听他的指挥，向沈从文靠近。１９５７年成立“林斤澜专案组”，可是苦于“没有材料”，林斤澜侥幸逃脱。１９５８年３月，“反右”还在补课，“反右倾”将要开始，这位“评论家”在《北京文学》上发表１１５００字的长篇评论：《林斤澜小说的艺术倾向》。
文章追踪“倾向”，追到了沈从文那里。举例林斤澜的《台湾姑娘》。小说中女主人公因“二二·八”起义，死在狱中：
七天后，她盘腿坐在地上，头靠在木头栅栏上，闭着眼睛。值班看守来回走了几趟，见她一动也不动。叫了一声，也没有答应。伸手一摸，她身上已经凉了。好像一个闺女坐在窗口，看着街上黄昏了，黑糊糊了，什么也看不见了。闺女闭上眼睛，梦见太阳初升，万物苏醒。
他批评道：“这种抒情式的描写，在作者自己，也许感到很有韵味。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反现实的有害的倾向……”
评论又写道：“木栅是统治阶级所树立的牢笼，而姑娘是革命者，是被树立木栅的阶级所压迫的人，她的死也是被关在木栅里而同时又无力摧毁木栅所造成的。因此两者的象征应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关系，正确的描写，应当符合这种特性的。”
评论接着追根溯源：“斤澜是很喜爱沈从文的”，“都受到沈的影响。”“小如爱用重字叠句，大如对人生的观照和自然主义倾向的描写方法。”“沈从文的浸透幻想的写实是什么？斤澜把它看成浪漫主义色彩；而在沈氏作品的风土人情，是经过拟古情调的炮制。”“沈氏在写辰河水手为惊涛骇浪卷去，伙伴岸上追赶，而在水中的人，死得何等从容，作者情调也是静穆，闲适……对死和死的气氛描写，是自然主义的。这些在斤澜的小说中也存在……这也是一种‘人生哲学’的表现，却不是无产阶级的‘人生哲学’。”
今天看起来，这样的批评只是好笑。但在当时，在“反右”补课的时候，对被批评的人来说，不啻惊天霹雳。林斤澜哆嗦了一段时日。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沈从文这样冷落、这样倒霉？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作家一旦和沈从文接近就是“小资产阶级”？一旦文风和沈从文接近就是“自然主义”，就不是“无产阶级的‘人生哲学’”？就是进入八十年代，汪曾祺的二女儿还说：“我爸爸的小说写得最好也是放在第三四篇，林叔叔，你的也一样。”这又是为什么？
沈从文能答得出这些问题吗？林斤澜说沈从文当然能答得出。他的脑袋一直清楚着。包括后来到美国怎么答记者，包括怎么看待胡耀邦给他副部长生活待遇。但他后半生的苦楚实在太大太大。林斤澜说：“大约去世前三年，一位女记者问起先生‘文革’时的情形。先生说：‘我在文革里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女记者很感动，就走过去拥着他的肩膀说了句：‘您真的受苦受委屈了！’不想先生突然抱着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很久很久。”去世那一年，林斤澜和汪曾祺常去探望，沈从文木然，看电视一看就是半天。有时忽然冒出一句话：
“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听了这句话，林斤澜倒吸一口凉气。
２００３年底，在温州均瑶宾馆１１０１号房，我把这些问题交给林斤澜，问他你怎么答。林斤澜大声说：
“工具论！工具论！”
我问：
“工具论是什么意思呢？”
林斤澜激动地站了起来，指头往很远的地方一指：
“这是从苏联那里来的，布尔什维克，斯大林，要求每个人都是‘螺丝钉’，都是工具。是工具你就不能有主观意志。作家更是如此。你要听话，你要配合政治，你要配合各种方式的运动，你还要有时刻牺牲自己的准备……而沈从文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呢？他拜美为生命，供奉人性，追求和谐。他投奔自然，《边城》的翠翠就是山光水色，爷爷纯朴如太古，渡船联系此岸和彼岸，连跟进跟出的黄狗也不另外取名，只叫做狗。他的学生汪曾祺复出后，走笔生命健康，生活快乐，人性人道，师徒一脉相承……你看你看，人性人道，这怎么是‘螺丝钉’呢？这怎么是驯服的工具呢？怎么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呢？这就矛盾了，而且是非常厉害的矛盾，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矛盾！”
林斤澜又说，就是“四人帮”倒台后，也要配合。揭露极“左”，“伤痕文学”吃香了；要改革了，《乔厂长上任记》出来了；要注意改革的复杂性，《围墙》便是短篇小说奖的头篇。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５日，沈从文去世。林斤澜和汪曾祺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没有政府要员，没有文艺官员。每人挑选一枝白色的或紫色的鲜花献在先生的身旁。先生生前喜欢的柴科夫斯基的《悲怆》在舒缓地回响。张兆和先生出奇地冷静。一位亲属抑制不住低声哭泣，张兆和说：“别哭，他是不喜欢人哭的。”是的，这是一位有品格的、有个性的伟人！这令林斤澜想起吴组缃和陈翔鹤共同的一句话：“从文这个人骨子里很硬，他不想做的事，你叫他试试看！”
林斤澜有篇短散文：《两个作家》，是写沈从文和老舍的。
建国之初，老舍出访苏联归来，他是北京文联主席，在霞公府小礼堂做报告。那是个星期天，听众满座。有久居国外的学者，还有携外籍夫人来的，他们不是来听新鲜的。那时候听报告是“进步”，是“靠拢”。若是现在，不少报告要靠放个参考片来招人。
沈从文常自称乡下人，他当时的境遇十分不好：作家当不了，教授当不成。也坦然走来，只是不和人招呼，在讲台正前方五六排地方，默然坐下。老舍一开讲，沈从文就摸出一本软面笔记本，因近视，把本本卷起来托在胸前，右手的水笔竖直，直行记录。那都是拿惯了毛笔的缘故……目不旁视，手不停顿，全座就他一人。
老舍向来妙语连珠，这回目光一落在沈从文身上，口角不禁迟慢。
沈从文这样托本书写，必须直腰，低头，两肘悬空。老舍的目光戚戚，仿佛说：何苦来！何苦来！
报告完毕，听众外涌，老舍好嗓子，低沉又传远，叫道：
“从文，一块儿走。”
沈从文在人流中回身，但站不住脚，也不想站住，说了声什么，微细听不清。尽管那笑容——不好形容，只是叫人想起他常自称的乡下人吧。
《两个作家》所写的会议，汪曾祺没有参加，当林斤澜转述的时候，汪曾祺非常感动，说：“‘从文，一块儿走’，老舍有这一句话，够了！老舍是个人道主义的作家。”
林斤澜是对老舍最熟悉的几个人之一。我问林斤澜老舍对沈从文友好吗？林斤澜说平时友好也谈不上，不友好也谈不上。老舍已经是政治场面上的人，他心里既知道沈从文是个什么样的作家，也明白沈从文是个什么地位的人。
１９９６年，林斤澜夫人谷叶还健在，她对我说：“我们到北京那一阵，斤澜替老舍跑腿儿。”我拿这事问了林斤澜。他说：
他是１９５０年上半年到的北京，在北京人艺创作组。调到北京市文联是１９５１年底的事情。老舍是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从美国回来的，次年６月当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刚到新中国，热情高涨。老舍曾经站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台上，慷慨激昂地表示：“我本是个无党派的人。可是，我今天有了派。什么派呢？‘歌德派’。”他开始写了《方珍珠》、《龙须沟》两个剧本。有影响的是《龙须沟》。老舍说：“我就抓住臭沟不放，要达到对人民政府修沟的歌颂。哪怕自己还不成熟，我也要反映它。”反映它总得有生活，而老舍老寒腿，走路不很方便，右手总是执着手杖。他不能常下去，人艺的领导就派林斤澜的差使，要他下去采访。找来素材，拿给老舍。这种方法叫做“三结合”，即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林斤澜当了群众和作家之间的桥梁。林斤澜到了北京金鱼池附近的贫民区，就闻到一股臭味。低洼，雨水倒灌，脏东西进屋，人要站在炕上。沟还没建好啊！可是素材还是要“找”。
林斤澜说，老舍写出《龙须沟》后，人艺找在北师大任教的焦菊隐当导演。焦是林斤澜的老师，极有艺术天分，他觉得《龙须沟》太单薄，不宜演出。人艺一再努力，焦菊隐最后同意说，那就让导演和演员共同丰富这部戏吧。
《人有病，天知否》（陈徒手）中说，《龙须沟》出来后，行内人并不看好，认为直白，政治化。而周恩来认为这恰恰是党所需要的。政权要在城市里扎下根来，光让人们学习社论不行，需要文艺作品帮忙。周恩来直言《龙须沟》帮了他的大忙，希望周扬出来表扬。周扬想给老舍“人民艺术家”称号，但一些解放区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