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6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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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2006年第06期- 第7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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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出的艺术品,从来都不是一种外在的表白,而是从历史和现实的伤口或笑口深处,探取的人类精神的晶体。袁武表现抗联英雄为赴国难而死节的名篇——《生存》,就是这样的创制。为作斯图,他曾数次重返冰天雪地的北国,去寻觅英烈们的旧踪。杨靖宇、魏拯民将军的殉难地和牺牲处,以及当年抗联战士经常活动的地方,袁武均一一拜谒。在抵近魏拯民因冻馁而殉国的山顶时,因大雪封山,无路可辨,三百米的距离,袁武竟在齐腰深的雪坡上,趑趄而行了一个多小时。昔年抗联战士的身影虽已逝去,然大雪依旧,朔风依旧。袁武深感,当年履穿踵决、饮冰茹檗的抗联豪勇,能在这风号雪舞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就是对疯狂至极、天良丧尽的日寇的最大轻蔑,就是人类战争史乃至生存史上的奇迹。袁武不可能也无法在一幅或几幅画里,去叙述抗联那一串串悲壮的故事。具有艺术智慧的他,要寻找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坐标。他以极为合情合理的想象,于深雪中矗立起一组抗联勇士的群像。为凸显人物群像的崇高感,他摈弃了一切影响主旨的动态和背景。画面上,没有深山,没有老林,有的只是严寒中苍灰的天空和冰裹雪埋的大地。十几个表情凝重而神态不一的勇士,冰雕般地雄立着。他们的衣帽上、胡楂上乃至枪口上,都结着或厚或薄的冰凌;他们的嘴角边、眉宇间、眼睛里,或闪出永不熄灭的信念,或透着九死而不悔的刚毅,或折射出临大节而志不可夺的坚韧……勇士们是在向生存的极限挑战,向生命的极限挑战。这是一座用勇士群像组成的精神丰碑。在这“丰碑”面前,那些社会的蠹虫,灵魂的侏儒,应该就地匍匐! 
  我在浏览多篇评价袁武艺术成就的文章时,注意到至少有两位评论家指出,袁武的画“大气、大度、大格调、大风骨、大气派”。还有学者称,“袁武是艺术上的战略家,他有向着史诗性作品迈进的艺术理想和追求”。我在细品了袁武《垓下歌图》、《观沧海》及几幅军事题材的巨幅作品后,感到这些评价,并非溢美之词。诸多方家盛赞袁武的文章在前,我续貂是必然的了。但我仍要补赘的是,一个画家,心中若没有江河日月、大荒大泽、天低西北、地倾东南的大乾坤,若没有对人生坎坷的感知和对生命的终极关怀,若没有泽被万物生灵的大爱,是很难入得汉家宫阙,唱得大江东去的。这诚如罗曼·罗兰所言:“所谓风格是一个人的灵魂。” 
   
  五 
   
  作为新时期水墨人物画的重要代表人物,袁武准确地把握和引领着现代水墨的表现方向;并以他闪着智慧之火,灵性之光,情感之波的东北、古典、军旅三大系列作品,组成了令读者心旷神驰的水墨世界。面对美术界和收藏家的双重认同,袁武并没有产生贵族式的满足。笃信“艺术家的命运就是创造”的他,仍以黑土地上犍牛般竭力工作的状态,在自己的艺术园地里冷耕热耘。 
  袁武在《心路》一文曾这样写道:“我想画出一幅范宽《溪山行旅图》那样令人惊叹、敬畏的大画……那是我心中的大山,我的心路会一直攀缘在这座大山上。”当商业性文化的气浪早已将人们胸中的浪漫诗神卷走、心也不复空灵时,当艺术的本质遭到了物化、艺术的纯粹已受到污染时,袁武这种对艺术的“敬畏”,便显得尤为可贵。 
  绘画作为一种与天地精神相往还的事业,它需要孤独和寂寞,需要艺术家以殉道者的姿态,甘愿服着无尽的肉的苦役与灵的苦役。据我长期观察,对生活和艺术同样真诚的袁武,是个耐得住寂寞和孤独的人。已名声大噪的他,没有像当今某些画家那样,仅靠笔下的“老三篇”或“新三样”,去闯荡世界,也没有用他那大墨团泼成、人见人爱的牛,去驮来更多的金钱。袁武常对朋友们说:“人不能太贪婪,太贪婪脑子里会一片空白。”是的,画家的灵感如同飞鸟,翅翼上一旦系上黄金,便很难凌空翱翔。袁武从不把每一次成功当作艺术停歇的驿站,而是作为继续跋涉的起点。他在圆满与破裂的一次次转换中求索,智慧便不会长出白发,筋骨也不会生出懒虫。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心有定力的袁武,将会不断超越自我,战胜自我,向着他无比敬畏的艺术大山的峰峦,一步又一步地逼近…… 
  责任编辑 宗永平 
泥河湾
      梅 洁 
    1 
   
  人类从哪儿来?最终到哪儿去?这是永远的斯芬克司之谜。俄狄普斯死了,所以,斯芬克司永远活着。 
  ……盘古过后,大地上的金石、草木、禽兽化成各种各样的神。神们互相争夺,闹得天昏地暗,直到洪水泡天,淹没了罪恶……洪水中来了五条龙,它们捧着一个大葫芦在海里漂流。一个叫昊天圣母的神打开了葫芦。葫芦里走出了一对兄妹伏羲和女娲,圣母让他们结婚,于是生出了各个创世的神……此后人类诞生了——汉民族史诗《黑暗传》这样讲述着古老的人类起源。 
  ……上帝告诉挪亚:“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你和你的家人要全部进入方舟,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天空的鸟你要带七公七母,你们要活着……我要降四十昼夜大雨,淹没所有的活物,淹没罪恶。”过了一百二十年,挪亚把方舟造成了,于是上帝灭世的洪水瀑布般倾泻下来,四十个昼夜后,世界成为一片汪洋。一年后,拯救人类的方舟停泊在了亚拉腊山上,挪亚和方舟的活物走了出来,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圣经》的“创世纪”里记载着这样一个迷人的传说。 
  大洪水的故事、挪亚方舟造人的故事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被传诵着,说法多达六百多种,知道这个故事的人据说多达二十亿,占人类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是整个世界的记忆。于是,我们完全有可能相信大地上那个有关洪水的假说——海啸洗劫了田野、山谷,毁灭了一次文明。 
  大洪水的故事是人类诞生之谜还是人类文明的毁灭与重建之谜?几个世纪以来,世界的考古学家们络绎不绝地在亚拉腊群山寻找着挪亚方舟。 
  后来,他们在埃布拉遗址——苏美尔人王宫发掘出了古老的苏美尔人、巴比伦人用太古时代的楔形文字记述在黏土泥板上有关那次洪水的故事,泥板上的文字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字,那是一部神秘的语言,没有人能识别它。直到十九世纪末,英国年轻的考古学家乔治·史密斯才终于破译了这一丧失近三千年的语言的秘密。这样的泥板迄今在大英博物馆里藏有上千块,无数人类史前的信息在等待着去破译、去倾听。 
  史密斯之后的几十年里,世界各地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宗教学家们始终没有停止努力。于是,挪亚方舟最终得以在时间的消逝中绝处逢生,人们发现它时它已变成一艘巨大的“石头之舟”,停泊在今土耳其境内海拔五千多米的冰山上,成为揭开人类诞生之谜永恒的象征。 
   
  2 
   
  人类对亚拉腊冰峰上石化了的“方舟”存有深切的感激之情:不是祖先们历经万劫,将不会有我们这些后人。不论“这只方舟”是不是人们千年寻找的“那只方舟”。 
  找到了写有楔形文字的泥板,找到了亚拉腊山巅之上的方舟,人类寻找祖先的激情、脚步就会中止吗?恰恰相反,那个寻找的神话总是鼓舞着人们在这块大地上奔走不停。 
  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五十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人”是我们的祖先,六七十年代我们又听说一百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云南“元谋人”是我们的祖先,再后来,又听说一百一十万年前的湖北“郧县人”是我们的祖先,再再后来,又听说我们的祖先是从遥远的非洲迁徙而来——因为非洲埃塞俄比亚阿法尔地区、坦桑尼亚的奥杜韦峡谷、肯尼亚的彼福勒地区都发现了三百万年前人类的头骨化石,以及人类最早的工业年代的产品——打制石器…… 
  我们到底相关何处? 
  祖先的生命信息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 
  哪里蕴藏着人类的第一把石斧? 
  诘问使那位著名的考古学家贾兰坡也面对踌躇:“谁也不是算命先生,能精确算出人类的历史到底有多久!” 
  也许,祖先们原本就处在永远的漂泊之中。 
  也许,儿孙们永远都在疲惫的旅途。 
  因为漂泊,我们思念着故乡;因为总在旅途,我们才不断回眸那条具体而又模糊了的乡路…… 
  后来,当有人把千年的“思念”和万年的“回眸”一起聚焦在东亚陆板块上的一片“古湖”上时,人类便又有了新的“家园之说”。 
   
  3 
   
  现代人都知道中国北方有座古城大同。 
  大同有北魏王朝创建的宏伟无比的云冈石窟,大同的地底埋藏着无边的煤海,大同辽代的泥塑和明代的九龙壁都有说不尽的艺术秘密。但现代人绝不知道辽阔的北中国大同盆地曾是一片茫茫无涯的湖海,更不知晓我们千年寻觅的祖先居然在这片湖海岸边生活了数百万年…… 
  这片湖海曾经漫及了今天属山西省大同地区的大同、怀仁、山阴、应县、朔县、浑源、阳高、广灵以及属河北省的阳原、蔚县的大部,面积达九千平方公里。我们可以想象海水滔天而来、而后波光粼粼的情景。 
  后来海退走了。现代人已看不到海景,但却看到了海的文化。比如盆地里的蔚县人“叨古”时这样说:“在蔚县与阳原交界处,有一个村庄叫沙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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