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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采纳了班第的意见，特命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讷亲为经略大臣前往四川经略军务。讷亲（？~1749），姓钮祜禄氏，是清初开国五大臣额亦都的曾孙。祖父是辅政大臣遏必隆。讷亲的姑母是康熙帝第二位皇后孝昭皇后，讷亲的父亲尹德曾跟随康熙帝讨伐噶尔丹，因功被升为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尹德办事认真，为人谨慎，深得康、雍二帝的信赖。雍正五年，讷亲因父亲病重袭爵，在军机处行走。乾隆帝为维护皇权，采取了重视外戚子弟，而轻宗室亲王的策略，以避免亲王预政对皇权的制约。乾隆帝对讷亲的破格提拔，是因为讷亲有爱新觉罗的血脉，比一般的外戚更亲近；讷亲正直清廉，办事认真不推诿，不模棱；尤其是他独立于鄂党、张党的派系之争之外。康雍时期，宗室亲王或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或入主军机，如康熙帝之兄裕亲王福全、堂兄安亲王岳乐；雍正之弟怡亲王允祥不仅任军机处首席大臣，而且身兼多种要职。他们在朝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乾隆帝即位以后，改变了亲王身居要职的传统，这样更有利于保持皇权的绝对性。乾隆一朝，亲王不曾入主军机；而外戚多立有殊功，但却不能像汉朝那样成为权臣。鄂尔泰去世后，讷亲被任命军机处首席大臣，位居张廷玉之上，一年后又取代张廷玉的内阁首辅地位，成为乾隆帝破格提拔起来的年轻宰相。
乾隆帝又接受了班第的建议，任命岳钟琪为提督，赐孔雀翎。其实，只要派岳钟琪就可以了，可是朝廷不信任他。岳钟琪于康熙末年率军入西藏平乱，雍正时随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又征讨准噶尔部，因战功卓著升至川陕总督，拜宁远大将军。后来因为有人说他是岳飞的后代，与清朝的祖先金国有旧怨，受到猜忌，有反清人士前去游说他起义，被他出卖押送朝廷，但仍不能洗刷自己。在征噶尔丹策零时被张广泗等人弹劾下狱，最终被撤职，在家闲置。这次乾隆皇帝要起用岳钟琪做大将军，张广泗当然不赞成，他上书言： “岳钟琪虽将门之子，不免纨绔之习，喜独断自用，错误不肯悛改，闻警则茫然无所措，色厉内荏，言大才疏。然久在戎行，遇事生风，颇有见解。以为大将军则难胜任，若用提督，尚属武员中不可多得者，且闻为大金川所服，诚如所谕，人地相宜。”他不同意岳钟琪做大将军，位居自己之上，乾隆帝也不真正了解岳钟琪的能力，只授予他提督衔。张广泗对于讷亲做经略大臣却不敢表示异议。讷亲耿直清介，才干敏捷，做宰相政声很好，可是他从来没有过军事经验。不过，在中国古代，以文人做军事统帅的事情是很正常的，因为军事统帅并不必亲自冲锋陷阵，主要是运筹帷幄，“纸上谈兵”，文人是完全可以胜任的，许多文人也确实很能打仗。不过这位讷亲却既不懂兵法，又不尊重有经验的同僚，怎么能指挥战役？岳钟琪长期在四川任职，素为川藏土司所服。他既有军事才能，又熟悉“番情”。讷亲为什么不听取他的意见？乾隆帝使用讷亲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对汉人很不信任，每次出征，统帅多为满人。这次任用张广泗挂帅不能奏捷，乾隆皇帝认为是汉人不可靠。所以岳钟琪也只能被利用，而不能重用。
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月，岳钟琪驰赴军营。岳钟琪与张广泗商议军机，他提出由他带兵攻取莎罗奔据守的勒乌围，而张广泗却力主由昔岭、卡撒进兵。岳钟琪说，昔岭、卡撒中间隔着刮耳崖，距离勒乌围尚有百余里地，不如改由党坝进兵，党坝距离勒乌围只有五六十里，攻破这个关隘即可直捣敌巢。张广泗又不以为然。张广泗对于岳钟琪有妒忌之心，凡岳钟琪的计策，他都不采用。两人讨论了很久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这就是良将相聚的弊病。
以将才论，岳钟琪与张广泗都是出类拔萃的，岳钟琪还略胜一筹。然而两个将才凑在一起未必就能打胜仗。正如清末中兴名将胡林翼曾说： “大凡良将相聚，则意见分歧，或道义自高，而不免气矜之过；或功能自负，而不免气识之偏。一言不和，动成水火。”两个才能相当的人共同办一件事，也许会产生副作用，二人是否同心合力是一个关键问题。
大学士讷亲是一位清廉忠正的大臣，做为主帅，却心高气盛，好大喜功，“自恃其才，藐视广泗”，他不顾张广泗久攻无效的现实，下令限三之日内取藏兵老巢刮耳崖，岳钟琪不同意。张广泗轻视讷亲不知兵，而位居自己之上，恃宠发威，瞎指挥。但是他阳奉阴违，故意附和讷亲的意见。打了败仗，自然是主帅负责。这是官场惯伎。讷亲会同张广泗察看腊岭等处的地形之后，制定出作战计划，“限二日内克刮耳崖，将士有谏者，以军法从事，三军震惧”，致使军心瓦解，几次出战都是大败而归。总兵任举、参将买国良阵亡。
撇开讷亲不说，如果张广泗能够与岳钟琪同心合力，凭两个人的大才，事情也早就成功了。屡败之后，讷亲闭营不出，却想出一个改攻碉为筑碉，“以碉逼碉”的蠢办法，奏报皇上，被乾隆皇帝否定。讷亲又奏请增兵，并弹劾张广泗不知用兵，出师一年多，损兵折将毫无战绩。
乾隆帝大为恼怒，又责备岳钟琪自起用之后，“未闻发一谋，出一策”。岳钟琪乃上奏揭发张广泗用兵无法，又误用内奸良尔吉和王秋。小金川参战土兵，“不惟无用，且须防范”。张广泗、讷亲不久又有败仗汇报。乾隆帝乃下令逮张广泗入京，下刑部狱治罪；免讷亲职。不久，张广泗被处死，讷亲也被赐自尽。又有一说，是用其祖遏必隆之刀斩于军前。
张广泗以为可以指日克功，出乎意料地遇到了强敌。强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遇上了一个狂自大，又不懂军事的上司，二人不和，这仗是决无胜利的可能了。这里还有一层满汉矛盾，满人自以为是主子，对汉人歧视三分。岳钟琪对部下某些满将胡作非为之事，常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绝不得罪。张广泗自然也不敢得罪了讷亲，但他用消极怠工，暗中拆台的办法对付讷亲，实在不是明智之举，被精明过人的乾隆帝识破。张广泗对岳钟琪过分嫉妒，导致不能克敌制胜，被诛杀也是咎由自取。岳钟琪所以被革职而没有被杀头，正因为他本来处境不佳，所以格外留心，不敢得罪满人。
乾隆帝也许是为了表示公正，既然杀了张广泗，讷亲也不能免死。乾隆帝一惯以成败论人，往往不知爱惜人才，讷亲与张广泗虽然有错误，也不该轻易杀掉。讷亲是乾隆帝所任命的第一个宰相，仅仅三年的时间就走完了盛极而衰的人生历程。任命不熟悉军事的讷亲为统帅，是乾隆帝的错误。将讷亲破格提拔为宰相，又轻易杀掉讷亲，更是错误。乾隆帝行政的随意性太强。不过，非程序化、随意性一贯是最高掌权者运用权力的正常方式，皇帝无不是如此。
一般认为，乾隆帝杀张广泗是为了削弱鄂尔泰一党的势力，张是鄂党干将。当年平苗叛，一次，鄂尔泰设筵为张广泗饯行，终日饮酒谈笑，却不言及兵事，天暮，张广泗不得已，向鄂尔泰请示将略，鄂尔泰叹了口气说： “老夫错用了人，如果是转运粮草，惟老夫是问，至于用兵之事，瞬间既变，只有临事处决，岂能预定机谋？”由此可以看出，鄂尔泰善于用将，他把兵权交给张广泗之后，就不再遥控指挥。这一点远胜过乾隆帝。历次边疆战争，乾隆帝总是遥控指挥，过多地束缚了前方将领的手脚，往往坏事。乾隆帝自己坏了事，却把罪责完全归之于他人，说“岂有军机重务，身为经略而持此两议，令朕遥度之理”。既要遥控又不负责任，这是乾隆帝的用权方式。
乾隆帝再派大学士傅恒为经略，代为督师，又调各省劲旅前往川西。
傅恒（？~1769），字春和，姓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傅恒是乾隆帝孝贤皇后富察氏的弟弟。富察氏家族是满洲世家，屡立战功，他的祖父米思翰深得康熙帝信赖，几个叔伯都受康熙帝的重用。傅恒的二伯父马齐位居首辅，在康熙四十八年，却因支持皇八子胤禩为皇储而被罢官，康熙五十七年复出，此后直至雍正十三年九月致仕，担任首辅达17年之久。傅恒的父亲李荣保是米思翰第十子，任察哈尔总管，在政坛上并不显赫。傅恒深受乾隆帝宠信，乾隆帝很喜欢任用年轻的外戚亲贵。傅恒是比讷亲更年轻的宰辅。乾隆十三年三月傅恒的姐姐皇后富察氏在陪乾隆东巡期间去世。十月，才当了半年协办大学士的傅恒就被乾隆授予保和殿大学士，十一月初三傅恒从京城出发，率三万五千名将士出征。在傅恒出师前夕，乾隆亲往祭堂；傅恒离京之时，乾隆又派皇子及大学士到良乡为其饯行。金川之役，断送了讷亲，但却成就了傅恒。乾隆帝说： “自御极以来，第一受恩者无过于讷亲，其次莫如傅恒。今讷亲既旷日持久，有负重寄，则所为奋身致力者，将惟傅恒是属。”
乾隆十四年（1749年）春，傅恒整顿营垒，申明号令，使军容焕然改观。并将良尔吉、阿扣、王秋斩首，以断内应，莎罗奔惊骇不已。傅恒查勘地形，分析形势，将金川战情如实向乾隆帝奏报。布政使高越又将用兵川西的运输和经济困难向乾隆帝奏报。乾隆帝又一次清醒地认识到了战争给四川造成的“物力虚耗”的严重后果。乾隆帝深恨张广泗、讷亲不早将实情奏闻，自称“深悔从前不知其难，错误办理”。有好大喜功的皇上，就有急功近利的大臣，上下相瞒，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