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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上的日期是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八日（今天是九月二十二日），她给的地址是“科尔蒙待，公众拯救处”（不是“弗吉尼亚”，不是“宾夕法尼亚”，无论如何——我隐瞒了一切，我的爱）。查问之后才知这是一个工业小镇，离纽约市大约八百英里。最初，我打算日夜兼程，后来仔细想了想，还是在黎明时分，在离小镇几英里的一家汽车旅馆休息了几小时。我已确定无疑，那个魔鬼希勒一定曾是个汽车商，可能在比尔兹利，他用车带过洛丽塔才认识了她——就是那天，洛丽塔去恩普罗小姐家，路上，一只轮胎坏了——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惹祸。遭了枪杀的毛衣死尸，躺在车后座上；不管我怎样拨弄它，它总是显出各种各样与特拉普——希勒极为相似的轮廓——他肉体的粗俗肥胖、猴爽温和。于是，为了与这祖俗和丑陋形成鲜明对比，我决心让自己打扮得出奇的英俊潇洒，同时，在闹钟六点钟规定报时之前先把钟上的那个小旋纽摈了下去。然后，带着一名绅士要去决斗时所有的决断和谨慎，我检查了我的书信文件，洗了澡，在我孱弱的身体上喷洒了香水，刮了脸和胸，挑了一件丝质衬衫和一 件干净的内裤，又穿上透明的灰褐色短袜，庆贺自己还在衣箱里带了些精致的衣服——比如，一件带真珠质纽扣的马甲，一条乳白色开司米领带，等等。哎！我不能承受我吃下去的早饭，但，我把那种肉体上的需求当成不合时宜的细校末节，于是从衣袖里抽出一条薄纱手帕抹了抹嘴，然后带上一大块灰乎乎的冰，以防万一心脏出了毛病，还在嘴里含了一片药，把实心的死神塞在裤后袋里，我干净利索地走进科尔蒙特的一间电话亭（它的小门呀、呀、呀地叫着），把电话挂给那本烂糟糟的电话簿里唯 一能找到的希勒——弗尼彻保尔，嘶哑的保尔告诉我，他确实认识一个理查，是他的一个表兄的儿子，他的住址是，让我想想，凶手街10号（我还假造不出这样的名称）。呀呀呀，飞又叫。
凶手街10号，是套分租住房，我在那儿访问了一些消沉的老人，还访问了两个长头发的性感少女，鲜艳如熟透的革莓、却又邋遢得今人难以置信（见鬼，真是难以理解，我体内古老的兽性又在窥探穿薄衣衫的女孩儿，等谋杀结束，什么都无关紧要，什么都可以不必在乎之时，我或许能把她们搂在怀里，紧紧地抱一会）。不错，狄克。斯基勒确实在那儿住过，可结婚时就搬走了。没有人知道他的住址。“商店里可能有人知道”，一个低沉的声音从一个敞开的门口里说道，
我恰好站在近旁身边是两个细胳膊、赤脚的女孩子以及她们神色暗然的老祖母们。我进错了商店，根本还没开口，一个审慎的老黑人就摇起头。我又过马路进了一家很萧条的杂货店。听了我的问话，一位顾客帮我招唤起来，而后，一个女人的声音不是从什么木头板后面，就是从另一个门口喊出来：猎人路，最后那间屋。猎人路在几英里以外一个更污浊的地区，垃圾堆、臭水沟和虫灾的蔬菜园遍地皆是，还有简陋的小木屋，灰蒙蒙的细雨，血红的泥浆，远处几个冒烟的烟囱。我停在最后那间“屋”前——一间用护墙板搭起来的小屋；离这条路更远些的地方，还有两、三处这样的小屋，周围杂草枯叶丛生。锤声从屋后传来，有好几分钟，我一动不动坐在我的破车里，破旧，又脆弱不堪。到了行程的终点，到了这灰暗的目的地。终点，我的朋友们：终点，我的恶魔们。时间是两点左右。
我的脉搏刚刚还是每分钟四十，这会儿正是每分钟一百。小雨点噼噼啪啪打在车顶上。我早已把枪挪到右裤兜里。一条难以形容的劣种狗从屋后走出来，惊异地站住了，然后便开始很温厚地朝着我汪汪地叫，它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长满粗毛的肚皮上沾满了泥巴，它来回小小走了一圈，又汪汪地叫了一遍。
29
我走下车，把车门“砰”地一声摔上。在这片阴霾的空漠中，这一声响显得何其乏味，何其直露！汪，那狗马马虎虎地叫了一声，我按了门铃，铃声在我周身震响。没人来。我按铃。还是没人来。这无意义的重复是从多深的地方而来？汪，狗叫道。一阵急跑，又一阵疾走，接着，门呜、呜地打开了。
高了两英寸。一副粉边眼镜。新做的头发，高高堆在头顶上，露出鲜红的耳朵。多么简单！这一刻，三年来我一直在召唤的死亡此时是那么简单，就象一块干朽的木头。她很明显是怀着身孕，肚子很大。她的脑袋好象小了（两秒钟过去了，但让我再给他们一点生命能承受的僵立时刻），她那布满了浅色雀斑的双颊凹陷了，裸露的小腿和双臂失去了所有微黑的健康肤色，于是那淡淡的汗毛露了出来。她穿了一件棕色的无袖棉布裙，脚上是一双脏兮兮的拖鞋。
“呵——呵！”凝滞了片刻，她又惊又喜地喊出来。
“丈夫在家吗？”我嘶哑着嗓子问，拳头在口袋里握紧了。
我当然不能象有些人想的那样把她杀了。你知道我爱她。那是一见钟情的爱，是矢志不渝的爱，是钻心刻骨的爱。
“进来吧”，她那样快活地说道。多丽。希勒紧紧靠在粗糙的朽木门上，尽最大的可能缩紧身子（甚至还稍稍踮起了脚），好让我过去。她低下头对门坎微微笑了笑，双颊下陷，颧骨突出，一双乳白色润泽的臂伸开来贴在木门上，就这样呆了片刻。我走进去，没碰着她那凸出的娃娃。多丽的气味，另有一种微弱的油煎味。我的牙齿象白痴一样打颤。
“不，你留在门外。”（对狗说）。她关上门，跟着我和她的大肚子，进了那个玩具房的客厅。
“狄克在那边”，她说，用一只没有绷网的网球拍指划着，把我的目光从我们站的这个昏暗的客厅兼卧室引向厨房那边，穿过厨房的后门，一直引到一副很原始的远景上去：一个陌生的黑头发年轻人穿着工装裤，立即缓刑，正背对着我站在一架梯子上，把什么东西钉到他邻居家小木屋的旁边或就钉到邻家的屋墙上，那个邻居，是个除酸工，只有一条胳臂，就站在地上往上看着。
她从远处解释这情形，有些不安（“男人终归是男人”）；她会把他邀过来吗？
不会的。
她站在这间斜屋中间，用手腕和手打着我熟悉的爪哇人手势，“嗯？”她向我，用幽默且礼貌的简捷表示，让我在摇椅和长沙发之间选择一个。（长沙发晚上十点以后就是他们的床）我说对她的手势很“熟悉”，因为有一天，在比尔兹利，她用的是同一种手腕的舞姿欢迎我参加她的舞会。我们俩都坐在了沙发上。真是奇怪：尽管她红颜已褪，我却明明白白地发现，这发现又实在太晚了，她此时多么象——一直多么象——波提切利笔下那个赤褐色的维纳斯——一样线条柔和的鼻子，一样眩目的美貌。口袋里我的手指轻轻松开了，重又攥紧，手帕里卧着的，是我尚未派上用场的手枪。
“他不是我要的那个人，”我说。
她眼睛里溢满的欢悦顿时消隐了。她的眉头紧皱，就象在过去那些难过的日子里：
“不是谁？”
“他在哪儿？快告诉我！”
“听着，”她说，脑袋歪向一边，摇了摇。“听着，你不要再提那件事。”
“我当然要，”我说，有一会儿——很奇怪，整个会面仅这一会儿是宽容的、可忍的——我们都愤怒地看着对方，仿佛她仍然属于我。
一个明智的女孩，她控制了自己。
狄克对这一切全然不知。他以为我是她父亲。以为她从上层社会的家里跑出来只是为了去餐车洗盘子。他什么都信以为真。我为什么还要抖出那些污秽的往事，让他们的日子此现在更难呢？
但，我说，她必须明白些，她必须做个明智的女孩儿（以她那瘦弱的褐色躯体里赤裸的心鼓），她应当明白，如果她期望得到我的援助，这正是我此行的目的，我至少得对情况有个清楚的了解。
“说吧，他的名字！”
她以为我很久以前就猜到了。那是个（她险上泛出顽皮而忧戚的微笑）那么令人激动的名字。我决不会相信。她自己几乎也不相信。
告诉我他的名字，我秋日里的小美人。
这太无关紧要了，她说。她建议我别再想它了。我想抽支烟吗？
不，他的名字。
她极为坚决地摇了接头。她觉得找他算帐已经太晚，而且，我永远也不会相信那令人难以相信的令人难以相信的——
我说我最好告辞，问候了她，见到她很高兴。
她说这确确实实毫无用处，她决不会说的，可又一想，毕竟——“你真的想知道他是谁吗？好吧，是——”她细细的眉毛弯起来，干裂的嘴唇噘成一个圆，她轻慢、自信，愚弄、郑重、不无温柔的神态，用一种无声的低音呼出了那个人的名字，聪明的读者早已猜到了。
防水布。为什么豪格拉斯湖上的一道闪光在我的脑中掠过？我，同样，一直知道，又从未意识到。没有震动，没有惊讶。很快，融解发生了，一切都豁然洞开，都变成了贯穿这本回忆录中我编织的所有枝杈图案，目的就是让成熟了的果子在适当的时候坠落下来；是的，怀着这种特别的，不合常理的目的，为了最后——她仍在讲，而我已融化在金色的平和中———通过一番逻辑鉴别的满足得到金灿灿的畸形平和，与我最有敌意的读者也应该体会到了。
她还在滔滔不绝。现在已经畅欲言。他是她为之神魂颠倒的唯一男性。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