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丑话也是说在前头，对报纸记者的要求是“稿子必须保证在醒目位置刊登，不能少于一千字”；电视记者“晚上本省新闻联播，时长不低于三十秒”；电台“新闻加专访，新闻全天滚动，专访连续三天复播”。看着一帮师弟师妹的娴熟操作，愈彦感觉自己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纪，他只能在心底感叹，真正创造和改变这个世界的，不是人，而是时间。
约好了一帮记者，离研讨会就剩下两天时间，博士生们这才开始邀请参加会议并且要在会上发言的专家、学者。他们那儿，早有罗教授开列的一串名单，无非是省社科联的主席、副主席及秘书长，《山鲁实况》的几个主编、副主编、责任编辑，n大学哲学系的几个资深教授，另外也请了省委办公厅、政研室、宣传部等几个要害部门的官员。
大家知道是罗教授、汪省长牵头，又放在希尔顿那样级别的酒店，对此行人情效应与经济效益自然心中有数，于是一律痛快答应。至于到会上发言的几个人，则早就由罗教授、汪省长出了题目，博士生们写好初稿，直接通过写信送到各人名下，有的甚至直言，稿子不必先看了，开会时拿到文本稿件即可。
会议请柬也通过罗教授送到王书记秘书手上。日理万机的王书记事务那样多，自然不可能参加这样一个小型研讨会，可也发下话来，“既然研讨就认真坐下来解决点实际问题，真正为推动经济大省建设做点实事。”
王书记这句话虽然经过秘书之口转述，已经不是原汁原味，也完全是口语化表述，而在罗教授听来，却是了不得的大事。罗教授当即指令会场打出横幅，上书“认真探索，求真务实，积极推动经济大省建设”，并要求新闻报道时一定要把王书记的上述重要批示加进去。
对于召开这次研讨会，张思文在安泰方面原本并不准备声张，这一方面出于其一贯低调的行事风格，另一方面也不想因为太过张扬而刺激了吴麒他们。
可是愈彦提醒说，“会议报道见诸报纸电视了，还是会惊动安泰，那样反而会让人感觉我们做得不够阳光。”张思文一想也是，就主动邀请了吴麒，陈勤等人，却采取了模糊战术，并不道出真实前因后果，只说是省社科联等主办方硬要这么做，他自己也是赶鸭子上架、勉为其难。吴麒听说了，心里难免一坛子醋打翻大半，感觉这个张思文挺会来事，一篇文章居然做出这么大的道场，嘴上却一个劲恭喜连声。再一追问，知道省里并无领导出场，特别是王书记那边好象没有什么动静，当下也就全都借故推托了。
吴麒还装模作样地说，“张书记的事，就是我们安泰市政府的事，经费什么的全力保证，不准跌我们市府的架子！”
吴麒不来参加，于张思文来说正好求之不得。这个会议原本只是为的新闻舆论上造造势，真开起来并不多么隆重、热烈，万一他们到场一看不过如此，回去说起来岂不笑话！可是，正如愈彦提醒的那样，会议是以自己那篇文章为主题，如果不主动邀请他们，万一将来报纸、电视上看到了，他肯定会有抵触情绪，说不定又要坏事。如今，请也请了，推托也推托了，彼此也就心照不宣。
会议举办那天，希尔顿饭店门前拉了大大的横幅——热烈祝贺张思文同志作品研讨会隆重举行。大堂里摆了几块标牌、花篮，既有对会议表示祝贺的，也有对来宾表示欢迎的。会议室并不大，只有一百来平米，却是饭店里最豪华的一间，布置得有条有理，颇有模样。主席台上照例彩旗飘扬、鲜花簇拥。总共四十几个与会者，倒有**个坐在主席台上，完全是按照官方正规程序，主人汪省长居中，张思文在侧，罗教授及社科联、办公厅、研究室、宣传部的领导分列两边。与会人员每人胸前一朵鲜花，座位前有姓名牌、茶水、水果、湿巾，椅子上有文件袋。为了营造济济一堂、气氛热烈的效果，电视台记者甚至要求所有服务人员、包括驾驶员在内，都要中规中矩坐在那里，把所有座位填满，等电视录像后该做什么再做什么。愈彦一看司机鲁华根本不像学者模样，灵机一动，赶紧把找个眼镜戴到了他的眼睛上，事后从电视上看，效果还不错，安泰的熟人没有认出戴眼镜的鲁华。
研讨会由副秘书长主持。罗教授作主旨报告，着重从宏观上论述张思文文章的现实与深远历史意义。其余专家、学者则分别依照分工发言。事后众多新闻上的所谓专家讨论热烈，不过是到会发言诸公，依着限定的题目与意思即席发挥一通，或者干脆比着稿子照本宣科。
那些专家、学者平时多是这种应景场合的常客，站在发言席上侃侃而谈，有从张氏文章本身入手，纵论严密结构，横议逻辑关系，甚至还有专人谈其独特语境；也有从王书记重要指示生发开去，将一篇刚刚写就的文章，与王书记早些年发表的一系列讲话、文稿相对照，竟然从中发现诸多暗全之处，把个王书记的马屁拍得风生水起，也将张思文文章抬得上了九天。坐在那里的愈彦知道，不少发言者直到开会前一刻才看到张思文的文章，有的只是草草翻了一下，等到仓促上台，照样口若悬河吹得天花乱坠。
哈哈，原来这就是专家！愈彦想。
愈彦发现，专家、学者发言时，罗教授脸上不时飞起红云，那当然主要是得意、兴奋之色，间或也有让那帮人吹得不好意思的成分。
至于新闻记者那边，早有博士生们与愈彦共同撰写的通稿，上边既有“按照王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字样，也有“专家、学者们高瞻远瞩、见微知著，踊跃发表高见”之类的句式，完全符合当下新闻的格式规范。
事后播放的电视画面更加奇巧，也不知那些记者采用了何种拍摄或编辑手法，一间原本不大的会议室陡然变得阔大、深邃，空间感觉大了好几倍，包括服务人员在内的区区四十几个与会者，居然产生出摩肩接踵、人潮涌动的奇异效果。
会议结束，除了中午每人二百元餐费，临走时照例人手一只红包，少则几百元、多者千员不等。主办会议的社科联、山大哲学系、《山鲁实况》杂志社，又分别有三五万元的主办费，那几个帮忙了好几天的博士生，愈彦也每人悄悄塞了一千元。整个研讨会在一片碰杯声中圆满结束。
研讨会一结束，张思文马上就悄悄赶回安泰。第二天，安泰很多人都从省里的报纸、电视、电台里获悉研讨会的事，大家这才知道张思文的那篇文章，竟然受到省委王书记的高度评价，在省理论学术界也引起很大的轰动。
吴麒市长在走廊上遇到愈彦，大声嚷嚷道，“好嘛，场面、规模搞得不小，这个脸露得不错！”
张思文则回应道，“不让他们那么搞，非不听，硬是搬出王书记这尊大菩萨，没办法。”
张思文也知道，如此对话不免有些假，可不管怎么说，文章发表及之后这个专题研讨会的效果，还是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第0194章 送礼
研讨会召开的很胜利，张思文决定利用省城的关系再加一把火，矿产整合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这东风还是你去帮我借，这个时候我频频往省里跑，不太合适。”张思文对愈彦说。
“尽量多跑几家吧，不过，这位老同志是重点！”张思文把名单仔细看了又看，确认没有遗漏，这才在其中一个名字下边画了一道重重的横扛。
愈彦一看，是一位是省农村工作部离休的辛处长。
对于这位老领导，愈彦不是很熟悉。跟张思文做秘书几个月，过段时间他都要随同到省城跑几次，专门看望一下这些安泰籍的老干部。
通常情况下，张思文会亲自一家家跑，虽然有时只是蜻蜓点水一坐就走，但那种姿态便代表了重视与尊敬。如果张思文实在跑不开，就让秘书愈彦代劳，礼物还是那些，话却要多说几句，无非解释张思文何故不能亲临，平常如何对老前辈们百般记挂，或者当场给张思文拨个电话，由他亲自与老同志表达。
“知道为什么重点要跑辛处长吗？”张思文问。
“这个，还请书记指点”愈彦摇了摇头，疑惑的说道。
“看来有必要对你进行一点革命传统教育喽。”张思文呵呵一笑。
愈彦当然希望掌握多一些背景资料，以便到时候懂得怎么说话，如何拿捏分寸。
“别看这个辛处长离休前只是省委农村工作部的一个处长，却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与省委领导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张思文介绍道。
辛处长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参加革命的一位老八路。他老家在安徽芜湖，高小毕业后跟随一位同乡出来参军，历经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并随解放大军接管安泰。解放后，辛处长由于年纪太轻，被组织上送到省农学院继续读书，成为五十年代那批土八路中的知识分子。此后，他长期在省委农村工作部门工作，以常年深入基层、熟悉农村、精通农业而著称。他的足迹遍布全省乡村，安泰郊区更是他来得最多的地方。那时候，不论多大机关、多高级别下来的干部，但凡到了农村都不兴住宿宾馆、招待所，而是一律吃住在农家。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文革”风起，既是保皇派又是走资派的辛处长在省里遭到批斗，就主动要求下放到安泰郊区。
等到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辛处长官复原职，还回到省委农工部任处长。同时，为了尽快恢复被破坏的农业生产，他还主动要求再在安泰郊区蹲点一段时间，并挂职郊区区委副书记。
这位从小参加革命的老人，由于有进入农学院系统学习的经历，后来又长期深入农村基层，成为全省有名的农业专家，特别是在治理高沙土、经营水利、沿江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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