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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兽和美女
让我们形象地想像一下：文明是一间布置得非常美丽的房间，家具很有品位，摆放也经过了精心构思，地毯的颜色搭配无可挑剔，壁纸的图案和色彩如同梦幻一般，还有一束束鲜花，整个房间的气氛在鲜花的点缀下顿时变得活泼、新鲜、富有生机。这个房间已经浮现在你的眼前了吗？真的吗？那好，我们很快就会意识到，男人不适合于这个文明。这种文明根本不是男人生存的环境。待在这么一个房间里，享受布置出来的整体和谐，男人做不到，这会把他折磨疯的。为了保护自己，不让和谐的美影响自己，男人会寻找报纸，为了能找到报纸，他会毫不留情地把房间翻个底朝天，他把家具挪到边上，把鲜花扔到房间的中间，不仅弄倒了好几束花，而且还用最强烈的语气抱怨鲜花：“这些该死的野草到处都是，弄得人路都不好走！”说着动着，他就在象征文明的房间中开出了一条蛮荒的通道。如果他带了几个阿混哥儿们冲进房间，大吃大喝一顿，或者打上几圈扑克，或者坐在电视机前看上一场足球赛，那么这个房间原先拥有的文明就面目全非了。文明从破损的伤口往外汩汩地淌着鲜血。文明看上去如同一个硝烟刚刚散去的战场：鲜花已经凋零，毒死鲜花的是花瓶里的烟头。如果以为把烟头分散在各个地方就可以降低烟雾的浓度，免得过了几个月房间看上去还是像曾经发生过一场火灾，那么这种企图无异于一颗在炮膛里爆炸的炮弹。杯子的垫子被挪做他用，家具的面板失去了保护，湿唧唧的玻璃杯和酒瓶在上面留下了一圈一圈的痕迹，地毯上到处是烧出来的小洞，还有形状不规则的污迹，给人一种破落潦倒的感觉。电视机离开了它原来的位置，被放到了桌子上的一摞书上。书橱里的书少了一大块，空空荡荡，就像断壁残垣的废墟中张开的黑洞洞的窗口。
男人绝对不是诚心怀着恶毒的念头去制造这个破落的景象，他们也没有这种胆大包天的破坏欲望。原因很简单，文明不是男人的家园。在这方面指责男人，等于开导一头水牛，让它明白古董店不是它的家。和水牛需要草地、池塘、泥潭和烂泥一样，男人需要业余活动的房间，需要车库和体育场，还需要能和别的男人打滚的酒馆。男人必须经过教育才能适应文明环境中的生活。
文明是女人的发明。女人发明文明的初衷是驯服男人。为此，人类社会开创出了一个和平的区域，开辟的工具是性。性将男人分成两半，并赋予男人两个完全不同的面孔：对外，对情敌，他必须表现得十分好斗和野蛮；对内，对自己钟情的女人，他必须表现得柔情似水，爱意绵绵。在女人面前，他必须控制自己，必须束缚自己野蛮的天性。简单地说就是，他必须表现得文明，有教养。
这种关系发展成了女人幻想的标准。一个女人刚刚看见一个特别粗鲁、野蛮、没有文明、没有教养的男人——可能是一个酒鬼、一个艺术家、一个神经病，或者是一个自私到极点的另类人物，她马上就幻想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去驯服他。只有和她在一起，他才会表现得温顺、听话，像一只膝上的巴儿狗。在幻想的过程中，她觉得男人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是因为自己拥有魔力，她把自己看成是魔法师、女魔，是男人抵挡不住诱惑的妖精。她靠这种方式给自己的女儿造就了一个父亲，因此女儿也继承了她的幻想。
这种驯服男人的幻想作为文明的巅峰被载入艺术史，整个幻想由一个题材组成：一个穿着轻薄的女人（极个别的情况下也会裸体）在教育一头狮子要像一只小羊羔一样温顺，结果把狮子弄得挺滑稽的。这个题材就是著名的“野兽和美女”。安格罗·格拉夫·冯·库腾在1894年采用这个题材创作的一幅油画《爱情和强大》很具有代表意义。画面上有一头狮子躺在一张桌子上，看上去似乎已经处于昏迷的状态。它的爪子蜷缩在一起，好像在祈祷，两只眼睛紧紧地闭着。好像要朝一边歪去，又好像被一个年轻的女子拉向身前。这个女子站在桌子的边上，只是在腰部围了一块纱巾。这个女子像攥取猎物一样，伸出右手臂，搂住狮子的鬃毛，同时还把脸紧紧地贴在狮子的脖子上。她右手从挂在胸前的箭袋里取出一枝箭，对准狮子的头。与此同时，她微笑着盯着观画的人，眼神中充满了挑战：她的魔力降服了野蛮的力量。女子光滑雪白的肌肤和狮子长满毛发的形象、硕大的嘴巴以及粗壮的爪子形成的反差鲜明地衬托出了文明战胜野蛮的胜利。随着这个题材的不断传播，狮子的毛皮和头颅变成了小市民卧室床前的垫子，它在潜移默化地传递这样的信息：它的下场就是丈夫的下场。爱神维纳斯解除了战神马斯的武装，却给他套上了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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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性的发现和女人的控制（1）
实际上有几个文明的进程对驯服的过程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首先是父性的发现。人类的第一个女人在一个山洞里看见一个目光阴沉的洞穴人正在磨他的石斧，她打断他的劳动，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他要当父亲了。没想到这个洞穴人根本不相信，他嘟哝着说：“为什么偏偏是我？”经过几千年的说服教育工作，女人终于让男人相信，孩子的出生和他九个月前的一次忘情投入有着必然的联系。
今天，我们大家都掌握了生物学的知识，因此对我们来讲，父亲的角色和母亲的角色都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掌握这个知识的时间并不长。英国科学家克里克①和沃森②在1953年发现DNA分子同遗传基因组成一个双螺旋体，自此人类才知道父亲和母亲的染色体如何从分离的状态进入重新组合的状态。根据发现人孟德尔③的名字命名的遗传定律——孟德尔定律也是到了1900年以后才被人知晓。就连孩子是形成于父亲的精子和母亲的卵子的结合的道理，人类知道也不过才200年左右。以前人们以为，在性交的过程中有一个很小的人，就是所谓的“微型人”，从男人的身体进入女人的身体，作为一个房客栖居在母亲的子宫里，经过九个月的生长后，他会离开母亲的身体，到这个世界来生活。根据这种见解，父亲是人类惟一的缔造者，母亲不过只是一个孵化器，父亲是种植者，母亲只是一个花盆（有的时候甚至只是一个破罐子）。女人被看做是一个容器，供男人浇灌精神，精神是天，容器是地。“物质”（Materie）一词来源于拉丁语的“mater”，就是母亲的意思。赋予孩子以特性，给孩子打上烙印的不是母亲，而是父亲。孩子由母亲生，但是在背后操纵的却是父亲，这种理解是对表面现象的最赤裸裸的歪曲。借助这种理论可以弥补男人的心虚。由于父亲和孩子之间的联系让人觉得无法把握，因此必须制造一些人为的东西确保这一点，这就是象征性的文化体系。
这种普遍存在的心虚导致了另外一种特别的心虚的产生，第二种心虚给男人带来的痛苦比第一种要大得多。即：没有一个男人准确地知道，他究竟是不是他的女人所生孩子的父亲。母亲和孩子的出生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父亲和孩子的出生却只能追究到九个月前在一个夜晚发生的行为。谁能向他保证：没有另外一个男人和他的女人上了床？只能是女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但是想想看，假如他的女人向别的男人献出了自己的身体，她会向眼前的这个假父亲坦白真相吗？多半是不会的。总之在这种事上她是不公平的，因此也是不值得信任的。要想让男人全心全意地操持家庭，就必须给他提供一个保障：在自己的羽翅下长大的孩子的确是自己的骨肉。于是社会便费尽心思给男人创造了一系列的特权，目的就是要让人们知道，当父亲是值得的，而且多少还是有保障的。
他必须控制女人的性生活，而且必须自己亲自控制，于是男人成了家庭的首脑。
男人承担了养家糊口的责任，为此得到的奖赏是：数个孩子的一家之长。在当今社会，每一代家庭都是一个新组成的家庭，但是在传统的社会里，家庭是一个不论宗代怎么延续，其族系始终保持不变的人员联合体。族系通过男性后裔的传宗接代确保延续，只有儿子继承父姓，而女儿则因为结婚而下嫁到其他人家不再有自己的姓氏。在英国的婚礼上有一种习俗非常明显，新娘的父亲将女儿带到新郎的面前，然后亲手把女儿交给他。
父权就这样在社会结构中固定下来。如果我们把制度理解为纯粹由社会设置的某样东西的话，那么父权就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制度，只有在大体明白了性交同孩子的出生之间的联系后，这种制度才能建立，因此它是人类文明始初的产物。以前人们根据母权主义者巴霍芬①的理论推断最早曾经存在过母系社会，但是并不能因为有些形态是通过女性血缘关系延续而得出这个结论，所有已知的社会都是父系的社会。
父权的不确定性是社会制度形成的基本成因，社会可以弥补自然的缺陷，凡是自然留下空白的地方，社会便从文化上加以界定。在天堂，男人没有必要支付并承担生活费。但是在人间，父权被发现了，于是家庭也随即出现了，父亲在家庭为全家承担养家的义务，他得到的奖赏就是传宗接代的自豪感。往前看，他继承了最早的祖先的家族，往后看，家族将经过他延续下去，他们觉得自己是永恒的，一个家庭越是古老，族谱越是长，这种自豪感就越是强烈。没有家庭的男人是一个分文不值的男人。父亲的身份和父权甚至成了计算时间的公式，想想《圣经》中的家族谱系：“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雅利；米户雅利生玛土撒利；玛土撒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洗拉……”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