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的行为。
范美忠身为北大历史系毕业生，自愿到地方上的小学校任教，并且常常为文探讨教育体制的缺失，实在也是种教育理念的实践；他的逃跑乃是一时软弱，是人类求生本能的表现。或许不符他以前的高尚言行理想形象，但也不值得大家的峻词辱骂。毕竟英雄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的，所以英雄才格外让人尊敬。然而，我们为他凡人的软弱扼腕甚至辩护，却不表示我们佩服他的行为。更不表示这是每一个有人性的人都该效法的事。范美忠是个真正的凡人，不多不少如此而已，既不邪恶亦不高尚。为何有些人会把他捧成令人尊敬的人物？为何他自己又显示出好像要为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奋战，当个人权斗士的倾向呢？
由此可见，反对崇高反了二十多年，许多人仍然没有逃离崇高的逻辑，不做英雄就做反英雄，总是要和一套宏大的叙事挂钩，总是要让自己变成伟大理论的道成肉身。传统的英雄观鼓吹超乎常人的伟大尺度；现代的反英雄则标榜真小人的真实，似乎自私和软弱不只是人之常情，以为人人都该如此，不只虚浮甚至虚假。可是过去二十年来，对这种虚假宣传的反感却居然使得真小人成了很吸引人的人格典型。
一个人再多妄语、再多劣行都不是问题，只要他够真就行了，仿佛”真“就是最了不起的价值。
我们躲避过度的崇高，是为了复现人性的本来的面目。认识了人性的怯懦与卑下，我们才懂得包容和悲愤，再踏实地谋求个人道德上的进步和完善；而不是反其道而行，奉怯懦卑下为理想。在举国歌颂英勇义士的气氛下，范老师的坦白不应惹起如此愤恨，反而更该让我们了悟那些英雄的伟大超凡。反过来说，范老师也完全没必要引用什么自由主义的主张来掩饰一时的本能表现。这要不是为了贯彻自己自由主义的信徒的形象，就是另一种当英雄的冲动，一种反英雄的冲动。更何况自由主义虽然以人性的缺陷为其前提之一，却断不会把它当成终极的目标。
原题为”为什么真小人也想当英雄“，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06月19日足球：中国社会困境的折射关于中国运动，有一个很大的误会，我称之为”可口可乐迷思“。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外国大企业都闻到了空气中传来一丝人民币的气味，他们觉得中国是全球市场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一块处女地。那时流行用可乐做譬喻，他们说：”十亿人呀！只要有十分一爱喝可乐，一天就能卖掉一亿罐了“。
后来他们才发现要把这么庞大的人口变成他们理想中的消费者，要打进这片经济世界中的亚马逊，原来是件多么困难的事。必须斩荆披棘，适应水土，耐心地等待时机的成熟和条件的具足，中国的人口才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数字。
同样地，我们也千万不能相信中国既然有十三亿人口，就一定能找出十一个人组成”第一流足球队“这类鬼话。人口数字有多少，和某项运动的表现好不好实在是两码事。牙买加的人口有多少？为甚么它能称霸短跑赛道？立陶宛的面积比北京大很多吗？怎么就能变成欧洲篮球劲旅呢？按照”可口可乐迷思“的逻辑，应该整个欧洲加起来派一支球队也赢不了中国才对呀，为甚么光是一个比利时就能叫中国足球丢脸丢到家呢？
中国男子足球不只是中国体育界的奇耻大辱，还是世界体坛的一道谜题。国足的人均收入可能是所有项目里头最高的，偏偏他们的表现是最烂的。当体操选手一个个为中国夺取荣誉同时还要为生活精打细算的时候，那帮球员却一方面坐享车宅，另一方面把球踢到了亚洲三流的水平。二十多年来，中国足球的成绩和球员的收入几乎呈现了反向发展的态势。
其实它的问题恰巧也折射出了中国社会面对的困境。中国足球是中国所有体育项目里头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但市场不只救不了它，反而还使它更加证明了”举国体制“的优势。如果左派用这个案例说明市场并非万能的话，右派也可以反过来说那是因为中国职业足球的发展37根本还不够市场化，没有建起完善的市场机制，所以才变得贪腐横行、黑幕重重。中国足球或许是中国球迷心上的伤口，但它却是个了解中国现况的好样本。难怪有回听一个外国教授说，任何一个关心中国发展问题的学者，都能透过它找到中国的矛盾与玻t。
本人忝为佛教徒，近日却在电视节目中因为一时激愤，失却正念，粗言辱骂了足协主席谢亚龙先生，不只犯了妄语戒，更伤害了谢先生和他的家人，谨此向他致上诚挚的歉意。同时我也希望年轻的读者和观众在我身上看到教训。此等劣行，实不足法。
然而，我依然以为谢先生要求国家女足成员做检讨，批评她们”三无“的做法是非常不恰当的。女足的拼搏精神，我辈球迷有目共睹，真不知道谢先生以何标准说她们没有斗志？相反地，男足在对比利时的那场赛事里明明犯了极不君子的错误，谢先生竟然还称赞他们够拼搏，他的判断为什么会和我们差这么远呢？
平心而论，中国足球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实在不是谢先生一个人的错。可是当年国家请他担当舵手之职，难道不就是为了痛改沉痾，为我国足树立新风吗？几年下来，谢先生做出了什么成绩呢？就算当下的成积不行，起码也要给出一套令人信服令人可以期待的长远方案吧？如果两样都没有，我觉得谢先生就应该背起责任，引咎辞职了。假如他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不单要向他道歉，更要为他的勇气和承担而鼓掌喝采。
原题为”中国足球是个好样本“，刊于《am730》2008年08月21日刘翔：一个偶像吃掉了一个活人熟悉现代中国体育史的人都知道，百年的奥运梦其实也是一个强国梦。透过参加奥运等国际赛事，中国人对内可以团结民心，把过去的”一盘散沙“凝聚成一个完整的民族；对外则能获得国际的认同，表示中国已经彻底从”闭关锁国“的状态走了出来。如果得到奖牌甚至冠军，效果就自然更好。所以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国际奥委会以来，政府就很积极地规划各种体育项目的发展，以夺金为目的。
但是在这投入多产出高的浩大工程里，田径始终是一个难言的隐痛。虽然断续有过突出的例子，可是大家不能不承认田径确是中国体坛的弱项。偏偏田径是块很大的领域，而且常被认为是最具奥运传统色彩的经典项目。假如中国运动员在这么重要又这么基础的赛事上表现优异，那才说明中国终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体育大国。
所以同样是金牌，刘翔在雅典奥运会上得到的那一块却分外耀目；他是现代中国挺进体坛圣域的突破口。问题是中国以前也曾出过田径金牌，刘翔又有什么特别？凭什么得到那么多人的爱戴？又为什么能造成如今那么多人的创伤呢？
那是因为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冠军运动员，还是当代新中国的一张脸孔。在大家的刻板印象里面，从前中国运动员的性格总是模糊不清的，败了固然低首饮泣，胜了竟也不见兴奋若狂的举动，表现自我的话更不敢多说。刘翔很不同，那一年当大家看到他打破世界纪录时，不单单看一个冲破红线的运动员，还看见他是何等骄傲地对着镜头说：”中国有我，亚洲有我。“除了飞扬的一面，他还很稚气地向着电视机的观众说：”妈，你看见了吗？“从这一刻开始，他就是中国新生代的代言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新一代中国人不再是过去老外常说的”蓝蚂蚁“，而是一个个个性鲜明敢笑敢怒的年轻人。他们不再一张口就是”感谢党和国家的栽培……“而是声色俱在地高喊”我赢了！“刘翔更幸运（或者更不幸）的地方是他碰到了中国市场化的新领地。在21世纪以前，体育明星同时是商业宠儿的潮流还没有完全征服中国；到了2004年，却是东风已在，又欠火把了。姚明和刘翔等人拜此大潮所赐，他们的形象无孔不入地渗进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
因此，一百一十米跨栏运动员刘翔变成了北京奥运的中国大使，几千人里负担最重的一个。他这个人的笑容和个性，就在这巨大的形象投射里渐渐渺小……原题为”谁是刘翔“，刊于《am730》2008年08月22日浮躁：这个时代的集体病症很多人以为一个电台或电视的清谈节目要做得好，主持人的口才是最重要的。但就我个人的观察和体会，原来这个世界上大部分成功的清谈节目靠的是参与者的”耳才“，而非”口才“。也就是说，懂得听有时要比懂得说更要紧。因为谈话不是独白，你说的任何一段话都不可避免地坐落在对话者的言词之中，它构成了你的背景，发展了你的言论。假如你只是抱着满腹的宏论，却完全听不到别人在讲什么，就算你说得再有道理，也难免予人一种格格不入的错乱感。
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许有错，也许需要检视自己的信念；除非我们坚持自以为是的正确要比共认的真理还伟大，否则带着耳朵去参与对话就是一次检验自我的好机会了。解释学宗师伽达默尔在他的经典《真理与方法》里如是说：”……必须从一开始就对文本的异己性保持敏感。但这种敏感既不涉及所谓的‘中立’，也不意味泯除自我；而是为自己的先存之见与固有理解容让出一块空地。对自己偏见的觉察是件重要的事，因为这样，文本才能呈现出它所有的他性，以及它那相对于读者固有理解的真理。“解读文本固如是，与他人对话恐怕更当如是。
因为在央视上讲清史而闻名的阎崇年先生前几天被人掴了两巴掌。那是一场作品签售会，一位年轻男子排队走向正在为读者签名的阎先生，然后发难出手。据目击者说，当时还有人在现场大叫”汉奸“，看来是针对阎先生种种为清朝辩护的言论。那位年轻人的朋友后来解释他揍人的理由是因为他没有和阎崇年平等辩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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