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辩护的言论。那位年轻人的朋友后来解释他揍人的理由是因为他没有和阎崇年平等辩论的机会。
我不想参与评价清廷的史学争论，也暂且不谈这件事情的后续处理对不对（那位青年后来遭到重罚），我甚至很能体会那种由于欠缺交流机会而生起的沮丧与愤恨；可是我很好奇出手打人与言谈对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假如我说了一番驳斥对手的话，而对方不能完满响应甚至不理睬我，于是我动手给他一巴掌；这是否表示我这一巴掌其实是我所有想法的延续和表达？一个耳光又是不是一段话的代替呢？如果打人也是一种辩论的方法，我是否也该预期对方将以拳脚回报？因为对话和辩论总是有来有往的。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阎教授总不愿”正面响应“那些青年的理由（是没有时间，还是他的响应被人觉得不够正面？）。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喧嚣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
也许我们乖得太久了，不想再当个只能听话的傻孩子，所以我们现在都有话要说。周遭如此喧哗，我必须用尽心思把文章的标题起得耸动一点，让我发言的姿态张狂一点。也许我说得没有什么道理，但起码我被人听到了；也许别人没听懂我到底说的是什么，可是说话的语调和姿态要比说出来的内容还重要；因为正是那些语调与姿态让我被人看见。被人看见，所以我存在。于是每个读者其实都是作家。在一篇一万字的文章里看见一句令我不满的话，忘记剩下那部分吧，我要写一篇两万字的回应来批判它。我为什么要耐着性子看完那篇东西呢？我为什么要深入甚至同情地理会它的真正含义呢？它只不过是我用来表达自己的机会和借口罢了。
个性被压抑够了，因此”个性“二字是今天最高尚的品德。听别人说话不算个性，让别人听见我说话才算是个性。所以这是每个人都要说话但却没有人想听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清谈节目或许是不必要的，我想。
原题为”人人都是作家，但却没有一个读者“，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10月15日38套话：老百姓的真心话河南陕县支建煤矿事故在全国电视观众眼前成了一场感人的奇迹。中国不仅是世界上矿难次数最频繁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矿难生还者最少的国家，而这一回，被困井下75小时的69名矿工竟能被全数救出，怎能说不是奇迹？又怎能不叫人感动？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救援部门的人性处理，每一位被救上地面的工人都立刻给黑布蒙上了双眼，以防他们那长时间处于黑暗中的眼睛一时受不了日光的刺激。
然而再看下去，我却看到了一个令人错愕的场面。话说最后一位被救出来的矿工，在众多高官的簇拥下，竟然在还罩着黑布条的情况下对着镜头直喊：”感谢党中央！感谢国务院！感谢河南省政府！感谢全国人民！“从我这个未经训练的香港人的角度看来，这句话简直完全违反了人性的常理。为什么？因为一个正常人被困在矿井底下三天，不知前路是生还是死，突然被人救出来之后，不是激动无语，就是忙着喊爹喊娘问候妻小吧？他怎么可能第一句话就是先行拜谢党中央呢？而且他这四个感谢不仅不漏一个对象，还从党中央谢到全国人民，次序严整得无懈可击，完全不像一个刚刚逃出生天的灾民。
出现这种情况，大概有两种可能。可能之一是在我们还没看到他的时候，早已有人先在镜头背后指导过他了。如果真是这样，这个指导员可真是要回去好好接受再教育。要知道今天不只党中央执政为民，就连各级媒体也都努力来贴近平民，中国的受众已经习惯了一套很人性化的认知世界的方法。所以相信不只是我，任何人对于获救矿工的第一表现也都有了既定的预期；假如那名矿工的表现不符大家预料中的”人性“，多半就会被人怀疑中间是否别有不自然的内情。换了是我去当新闻公关或者镜前表现指导，我不仅不准他”四个感谢“，还要逼他先和母亲说声好，叫她老人家别挂心呢。
可能之二是当地所有人员都很真诚地让获救矿工们自说自话，绝不横加干涉，但这名矿工偏偏就是打从心底谢了出来。若是如此，情形就更不妙了。从好的角度看，这还可以说是中国特色，毕竟举目全球，灾民获救第一句话不是挂在心上的家人，也不是谢谢直接救他出来的工作人员，而是很宏观很有深度地感谢政府中枢与全国人民的，恐怕就只有中国人了。
要是从不好的角度看，那就说明我们的救灾新闻已经形成了一套感恩戴德的报道模式，一套很不与国际接轨的模式。全世界的新闻机构处理天灾人祸，都把重点放在灾害之痛灾情之险，以求刺激起受众的关注和同情。虽然也有对救援感谢的时候，例如”9·11“事件就出了不少被媒体视为英雄的消防员，但人家要感激的多半是那些历尽艰辛冒险犯难的前线救援人员，而不是白宫的政府核心。反观中国的灾害新闻，过去常有救灾之功大于灾情之惨的惯性，仿佛一场灾难的重点不是灾难自身，而是救灾行动的胜利。这种违背常理与人性的新闻公关手法怎能叫好呢？
这位工人兄弟要是由衷地喊出了四个感谢，那就说明他新闻看得太多，早就内化了一种符合老套报道模式的反应了。
原题为”获救工人应该感谢谁“，刊于《南方周末》2007年08月09日空话：言语脱离现实之后的信任问题那天我在北京机场一座自动咖啡机前唤来一位侍应，告诉她咖啡卖完了。她瞧也不瞧地迅速回应：”有呀，怎么会没有？当然有。“等到她自己仔细查看过，才发现咖啡果然倒光了，于是她沉默地为这机器装上一袋咖啡豆。
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她的第一反应会是这样子呢？为什么她连一眼都没瞧，就能如此确定那座咖啡机的运作很正常呢？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很不寻常的奇事。我们坐计程车，要是发现车子震动得厉害，司机一定会说：”没事。“奶粉吃得孩子生了肾结石，负责官员却在大规模检测开始之前，就信心满满地告诉大家：”出问题的只是极少数产品。“这又让我想起央视转播奥运开幕式的解说，据说他们后来做了内部检讨，承认当时的表现的确不够好。我干电视这一行，很明白他们的问题其实出在读稿；事先写好一篇激情澎湃的稿子，然后再高昂地把它朗诵出来，完全不顾当时现场的实况。于是观众看见的和听见的，仿佛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
在这里，语言文字与真实世界”隔离“何其严重。前人花了一万多年努力去命名世间的每一样事物，例如一头山林中的走兽，一座架设在河道上的工具，一种暧昧的情绪，甚至是某种风暴的形态。到了现在，这一切名字却像粘力失效的小纸片，从它们所在的东西上逐一剥落，逐一飞散。所以我们开始习惯不再相信言词。满街的标语，我们当作装饰。课本上的教训，我们当作考试过关的口令。什么”国家名牌“、”免检产品“，我们当作是产品包装上的图画。甚至连我们自己也变成了在真空之中戏耍修辞的高手，公司办的一切活动，我们都在内部通讯上形容它是”盛大“的，到访的宾客一律”尊贵“，他们和领导的谈话则必然”亲切“。国营商店的墙上称我们为”“亲爱的顾客”，但里头的工作人员却不耐烦地用“喂”来称呼我们。
话到这里，我很难不想起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所说的那个着名故事，一个市场上的蔬果贩在店铺里打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但这句话到底和他的生意有何关系呢？它是他的理想吗？他真心信仰这句话的力量吗？恐怕不。可是他仍然无可无不可地挂上了。如果每个人都以类似的态度对待言词与事实的隔离，那么他们一定不会再轻信任何言词以及那些用言词表达的所有美好价值。
而这个社会将不只是个信任匮乏的社会，它还必将滋生出一种犬儒的冷漠。对于种种明明背离了现实的描述和形容，他们会说“这真是没办法”；他们会说“反正事情就是这样了”。默然地承受，机敏地度量，以一己的智巧去处理世事之无奈。虽然很多人都过早地衰老，常常世故地劝告那些还会生气还在盼望的人“不要太天真”。可是，我依然以为当一个产品标榜安全，它就应该是安全的；我依然以为当一个人自称公仆，我们就要以对待公仆的方式要求他；我依然相信语言与事物的神奇对应，相信承诺必将履行，理念必得实现。这不是幼稚，而是公民存在的基本条件；不只是“我相信”，更是“我要相信”。天然棉已经不是天然的了，甚至连蛋白质也不再是蛋白质。假如连我们自己也不试图活在真实中，任由那种成熟而聪慧的犬儒蔓延，那么迟早有一天，“人”这个字的意义也要沦陷、虚无。
原题为“犬儒时代的信任”，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09月25日信任：最重要又最稀缺的社会资源连雷曼兄弟这么巨大、这么悠久的投资银行都能在一个礼拜之内急急宣布破产，连号称“中国妈妈”的三鹿奶业都能叫婴儿吃出肾结石，我们到底还能相信谁呢？身边有不少朋友是美国国际集团（AIG）的客户，在听说这家管理资产达到万亿美金的保险界航母可能也要沉没的消息之后，他们全都慌起来了，深怕积累了半辈子的血汗钱要化为乌有。无论别人再怎么分析，再怎么向他们保证客户资产安全无虞，他们还是很难安得下心。
信任原本就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我们打开水龙头，要相信里头流出来的水没有毒。我们过马路，要相信所有汽车都会在亮红灯的时候停下来。我们睡觉，要相信屋顶不会无缘无故塌下来。我们遇事报警，要相信警察不是盗贼的同伙。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