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床后暴跳如雷，嘴里骂骂咧咧的说：“哪个不知死活的短命鬼，老子开门非把你脑袋拧下来。”掀开门后，我发现门口站的正是李茹，挺着胸脯杏眼圆睁。她见我一脸惺忪，嘴角还残留着隔夜的口水，就一脚把我踹回屋，架着我去洗脸刷牙。
出门的时候我问她怎么就回来了，她说是偷着回来的，再不回来胳膊腿就快生锈了，她说估计着她老妈都准备好给她请年假了，病没好就赶紧跑回学校。我就觉得她母女俩都特会打算，做母亲的就盼着宝贝女儿成天守在身边，巴不得将她再次捏成受精卵塞回自己的肚脐眼里；而做女儿的看好时机退了病假，马上又等来了十一黄金周。我觉得女人这一生都很悠闲，除了病假公假，还比男人多了产假例假。虽然例假不能算的上是真正的假期，但在这一领域里也可以称得上是柏拉图式的精神出轨，她们可以义正言辞的用这单一理由拒绝N种劳务和正当请求。
整个上午我跟她就在公寓的小区内转着，我们肩并着肩，忽而近，忽而远，仿佛玻璃管道里碰撞前行的两粒桌球。我最后立定对她说，“我可以拉着你的手么？”她也怔在当地不知道如何回答，忽闪着一双大眼睛看看我，又看看脚下。我觉得自己这样的邀请很造孽，只会弄得现场十分的尴尬，而当女生对此莫衷一是的时候，往往就是默许，况且我还看到她眼光里闪现的渴望，如果我还一味追问下去，假装绅士的话，那就是愚不可及。我于是趁势捞起她的手继续前行，她也顺从跟在我身后。
这是我第一次拉着她的手，显得极不自然，就像牵着一只小宠物，在过道里遛弯。她也一声不发的紧跟着我，我拽着她的手走在道上，一颗心扑通乱跳，心神也狂乱起来，脚步也失了节奏，短跑似的越走越急。最后她跟得气喘吁吁，手一甩，愤愤道：“你拐卖人口吧，就不能慢些吗？”
我在怜香惜玉方面确实比不上冯林，虽然他做事总是虎头蛇尾，粗心大意，但却是肯花心思，下功夫，所以单就某些细节而言，做起来也是相当的细腻。
中午我们在一家饭馆子吃饭，这里格调还算雅致，多是一些学生情侣进来就餐。实木的桌子，藤织的吊椅，精致的饮食，温馨的音乐，促成这里暧昧的气氛。而李茹也最喜欢这家小餐厅的吊椅，每次来都会坐在里面兜来兜去，然后嘻嘻哈哈的像个母亲摇篮里的女婴，幸福与满足洋溢脸上。她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人生的日子，一杯水，一抹天，足矣。
今天这里的情侣都有些怪异，除了美食，嘴里能说的就是有关婚姻的话题。后来我从旁边的一位男生桌前的报纸了解到一个爆炸性新闻——大学生婚姻自由。那天正是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日，国家新婚姻法实施的第一天，其中就确定了大学生婚姻自由的问题。
走在路上我自言自语的说：“不知道方雅琪是毕业前结的婚呢，还是毕业后结婚。”李茹问我，“你还在惦记着她呢？”我说：“怎么可能，人家是有夫之妇。”李茹这时候有些生气也不再说话。我于是又对她说：“你说这婚姻法也颁布的够新鲜的，在校生都可以结婚了，你说是不是校长联合起登记处的大妈集体忽悠咱？”李茹横眉说道：“要不咱去试试。”我说好啊。然后她就拉起我朝民政局跑去，我见李茹较真了，就说：“你不会真去吧？”她反问：“难不成你不敢？”我拍拍胸口说：“我有什么不敢的，还怕你个黄毛丫头不成，反正我又不吃亏。”
我没想到李茹还真拉着我去了岳麓区的民政局。我一踏进民政局的大门，就心虚腿软，好像被扭进了局子准备挨受些皮肉之苦。后来我们跑到台前一问才知道，这里只有上午才办理结婚，下午只给办理离婚。临走时，办登记的大妈还热情的招呼我们明天再来。我当时捂着肚子笑得肠子都打了结。李茹却是满脸的怨恼，愤愤的说：“我还没结婚呢，走这么一遭就弄成了二婚。”我嘿嘿朝她笑，说：“你要把这事赖我身上我也认了。”她提起腿朝我使命的跺了一脚，疼的我咿咿呀呀的乱叫唤。
三十
时常，我在想，如果我不是马东，如果没有高考剽窃，如果没有金榜高中，而是像我老爹那样，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年纪轻轻就早已儿孙满堂，跟着弄堂里的七姑八婶成天碎嘴打麻将，是否日子会过得更为淡而闲适。其实这都是无病呻吟似的臆想，人就是上苍胯下的一盏夜壶，只要他对准了你撒尿，你就得认命接受洗礼，而我只不过侥幸在他得了糖尿病后半甜不咸的成了蜂蜜罐。
话又说回来，其实老马家香火并不旺，三代跟悬在火上的蚂蚱似的，特别到了我这一代快有断子绝孙的可能。老爹那一代共有三兄弟，老大年纪轻轻的就成了人民专政的对象，洞房没进就先进了牢房，最后还挨了枪子，老二在人民公社生产大跃进的年代里，修水库时被落石砸折了腰，成了个伪太监，最后就剩下老爹生了一个我，母亲却早早的去世了，他也一直没续弦。老爹一直希望我能延续着老马家的优良血统，开枝散叶，他也并不希望我念书穷磕巴。因为在他眼里书生就是个球，那街尾的周老师年轻时就爱整对联，批这批那，逮谁骂谁，最后被红卫兵给搞残了，下半生用手拨弄着两铁轱辘走路，要是他能有我爹那本事，两把板斧在腰间，那些戴小红袖章的兔崽子哪个敢近身。最后他老人家能耐着性子让我读到高七上完大学，完全是母亲临死前给他念的那一套紧箍咒在作祟。母亲在难产的时候死活要老爹答应以后就算砸锅卖铁也得供着我上学，免得像那些泥腿子整天粪团里打滚，窝在草堆里啃锅巴。
母亲是一个伟大的女人，她甚至比巴菲特更有预见性，老早就给我规划了宏伟蓝图，铺着路给我引到了李茹的面前，而不是一个麦地里解手的村姑的面前。有时在梦里我都会笑出声来，像京剧台上的老生，哈哈的气流能把半张被子吹鼓起来。每次清明的时候，去母亲墓前拜祭，我都会说明年一定把儿媳妇带过来，却不想这一次就要成真。
那天去过民政局后，经过一宿的大脑休整，李茹这糊涂蛋似乎仍没清醒过来，第二天又拉着我去民政局。当我们把户口，身份证，还有两人合影的大头贴交过去的时候，值班的大妈粗略的看一眼便托起大红印章，抬手啪嗒一声，盖上了个大红戳，然后就递给我们一本血红的印有金色国徽的结婚证书。
我当时惊愕得眼眶都快要爆开。我说：“这就完了？”大妈笑着说：“没完哩，你们这两娃子真不懂事，连喜糖也不带点给我们尝尝。”
我是癞蛤蟆练气功，憋着一双大嘴硬是死撑，其实肚里早已乐的翻江倒海。我们最后朝大妈尴尬一笑，小手拉着装恩爱的走了。
我从没想到九块钱就能搞定一个女人，而且是市值千万的女人。所以拉着她的手，我心里颇重，就像一个行将溺水的人手里还托着一块大金砖。
出门的时候我们老远就看到了安德楠，两人就赶紧分了手，将结婚证书藏的死紧。安德楠不是一个人，一只女人的手还挽在他的胳膊窝里，像挂榴莲似的挂在腰间。那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任青筱。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搞在了一起。
我们两对人碰在一起互相打了个照面，我问他们来这干什么。安德楠的回答却让我惊恐了半天，他说他们是来结婚的。虽然事后我跟他说过，任青筱并不是他所见到的那样，这女人绝对的“女人花”，会花钱，更会花心，铁实了的一垃圾股，这种垃圾股也只有怀孕的时候才会股价翻倍，但接着就是连番跳水，更为要命的是这翻倍的股价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别的男人的。而安德楠却一贯坚持自己的眼光，他说我根本不了解她，她内里是一个刚强而极具的独立能力的女人。也许我是真不够了解她，我也从来不打算了解她。
安德楠又问我们怎么也跑这来了，我说我们是来这做些社会调查的，李茹却早已是满面红潮。
同安德楠道别后，我们两人又在市区的闹市里逛了一圈。李茹爱买衣服，整个人就是一特大号的衣橱，光在一个专卖店里兜了十分钟就买了两大袋的衣裤。而且她对自己身材数据十足的自信，衣服从来不试，直接根据尺寸大小来挑，挑完打包，简直就是一商城的采购员。最后她又在街拐角附近的一家婚纱店的橱窗前驻足停留，趴在红砖砌的窗沿上看了半晌。我说，这有什么好看的，等你结婚了，买十套都没人管你。我那时已然忘了她已经结婚，只当她是小孩子过家家，性子过了，一切也就过了。
她指着橱窗中间的一件婚纱问我，“那件好看吧？”橱窗里一共三件摆示的婚纱，她手指的是一件象牙白的法式婚纱，长长的肩带，低低的开胸，紧紧的束带将腰箍成两截，洁白的缎布上欧根莎植绒，层峦叠嶂的围着腰身像一团蓬乱的孔雀尾。我想，这样的婚纱作为佣人装更合适，从客厅到厨房，朝着地面一拖过去，丝尘不染，光洁如新。
李茹有时幼稚的可以，她真当自己来度蜜月了。我手里提着一大堆东西已是烦躁不安，如果再叫我捧着那么一大堆毛茸茸的婚纱，我宁愿连人带物一起跳进路边的下水道。
那时候萨科奇还没挂帅，中法两国的关系正是蜜月期，我实在找不出任何抵制法货的理由，就对她说，那算什么，你跟我来，这有更好的。她被唬的愣傻愣傻，跟着我走过两个店面，才发现自己被耍了。我抓起玩具店里一个巴掌大的着婚纱的芭比娃娃说：“你看这个多好，缀满金丝，还能连模特儿一起买回家。”最后她抱着婚纱芭比娃娃老大不愿的瘪嘴跟我走了。
回到公寓时，天已经黑透，我们便在路灯下分手。走的时候我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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