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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所谓“共同的语言”，永远是人类一个遥远的目标。如果我们下希望交流成为一种互相抵销，互相磨灭，我们就必须对交流保持警觉和抗拒，在妥协中守护自己某种顽强的表达——一这正是一种良性交流的前提。这就意味着，人们在说话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每个人都需要一本自己特有的词典。
词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密密繁殖，频频蜕变，聚散无常，沉浮不定，有迁移和婚合，有疾病和遗传，有性格和情感，有兴旺有衰竭还有死也它们在特定的事实情境里度过或长或短的生命、一段时间以来，我的笔记本里就捕捉和囚禁了这样一些词。我反复端详l揣度，审讯和调查，力图像一个侦探，发现隐藏在这些词后面的故事，于是就有了这一本书。
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一部词典，对于他人来说，不具有任何规范的意义。这只是语言学教授试验课里各种各样的答案中的一种，人们一旦下课就可以把它忘记。
官路
在我的稿纸上，“官路”这个词当然也要孕育出一条岩板小路，曲曲折折地痉挛着，从山外通向马桥—一并不是每一条小路都叫官路的。因此我必须猜测出这样一个来历：以前村里有人在外面做官了，就要骑着马回乡省亲，不能没有一条好路，因此当了官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家乡修路，修官路。一般来说，官路都由罪人修筑。官家根据他们罪行的轻重，分别罚修十丈或二十丈不等。整条路既是富贵和殊荣的记录，也是由往日的罪行积累延伸而成。
马桥以前的官人和罪人，都没有留下名字。
日久失修，一些岩板已经破碎了，或者干脆没有了。剩下的断断续续，也沉陷在浮泥的包围之中，只冒出尚未没顶的部分，被人们的赤脚踩踏得光溜溜的，像一段段冒着油汗的背脊，在我们脚下作永远的跪伏。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把这些背背从泥土里挖掘出来，让背脊那一端的头颅抖落泥士从漫长的黑暗里昂起来，向我睁开眼睛——他们是谁？
官路上的泥土开始有粪臭的时候，就是村寨到了。那里有一树灿烂的桃花，迸发出哗啦啦的光斑。
我气喘吁吁地回过头来问：“马桥还没到么？”
复查帮我们几个知青挑着一挑子行李，匆匆地赶上来，“就到了就到了。看见没有，前面就是，不算太远吧？”
“在哪里呵？”
“就在那两棵枫树下面。”
“那就是马桥？”
“那就是马桥。”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不知道。”
我心里一沉，一步步走进陌生。
白话
这个词有三个意义；
（1）指现代汉语，与文言文相对的一种口语化语言。
（2）指不重要甚至是不可较真和坐实的闲谈，说着乐一乐而已。甚至是一种欺诳，比如“捏白”。在这里，“白”显然远离了“平白”、“明白”的所指，凸现了无实效、无意义以及非道德的品格，充其量是一些“说了也白说”的戏言。
（3）在马桥语言中，读“白”为Pa，与“伯”同音，所以白话也是怕话，在很多时候是说种怪故事和罪案故事，给听众一种刺激和享受。
马桥人的白话，如同四川人的摆龙门阵。这种活动多在夜晚或雨天进行，是消闲的一种方式，使我不得不怀疑，中国的白话文一开始就是在这种阴沉的茅檐下萌生，根植于一些奇闻异录寻常取乐的话题，甚至是一些恐怖话题。庄子把小说看作琐碎浅薄的言语，班固把小说定义为“街谈巷议道听途说”，大体上接近这种状况。
从魏晋时代的《搜神记》到清初的《聊斋志异》，作为白话的原脉，也确实是充满着荒诞不经的神魔和专案，一次次打击听众怕的神经、在这里。没有经邦纶国的兼济，也没有清心寡欲的独善。与文言文不同的是，白话从来不被视为高贵的语言，从来没有引导激情和指示精神终极的能力。
白话几乎只是一种日常消费品，一种市井语。它在近代以来受到西方语言的改造，获得自身成熟而完整的形态以后，并没有改变很多人对它的价值歧视——至少在马桥人的词典里，至少在九十年代以前，白话就是白话，明白的话就是白说的话，捏白的话，它仍然是与任何严肃宏大的主题无关，仍然只是“街谈巷议逍听途说”
的代名词。马桥人还没有感到有一种紧迫的必要，要用新的十名，把上述“白”的三种含义清晰地区别开来，走出概念的混油。也许，他们自认为是一些卑下的人，一些无知无识的粗人。他们只能进人一种低俗而毫无效用的“白”，进人语言的坠落——无异于对自己作了一次语言的降罪和放逐。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知识似乎很用另一种神秘的深不可测的语言来表达，不可能由他们来表达。
在他们的猜测里，除了先人遗落下来的零星言词，那种语言也许已经消失了、那种种示的语言也许隐适于巫公的符咒，梦婆的症语，隐遁于大自然的雷声和雨声，而他们不可能懂得。他们很瘦，肤色很黑，骨节很硬但眼珠和头发发黄。他们出让了语言的最高治权，出让给他们不知道的人，然后埋头走完自己的生存。不幸的是，我的小说尝试，我青年时代最重要的语言记忆，就是从他们白话的哺育下开始，来自他们在晚或雨天里，三五成群的人蜷缩着身子，乐滋滋地交流一些胡说八道、因为这个无法更改的出身，我的小说肯定被他们付之一笑，只能当作对世道人心毫无益处的一篇篇废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感谢他们的提醒和蔑视。不管我是多么喜欢小说的这种形式，小说毕竟是小说，只是小说。人类已经有了无数美丽的小说，但波黑、中东的战争说要打就还是在打。读过歌德和防斯安也夫斯基的纳粹照样子人，读过曹雪芹和鲁迅的奸商照样行骗。小说的作用是不应该过于夸大的。
更进一步说，不仅是小说，所有的语言也不过是语言，不过是一些描述事实的符号，就像钟表只是描述时间的符号。不管钟表是如何塑造了我们对时间的感觉，塑造了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时间，但钟表依然不是时间。即使所有的钟表砸碎了，即使所有的计时工具都砸碎了，时间仍然会照样进行。因此我们应该说，所有的语言也是严格意义下的“白话”，作用也不应该过于夸大。
十多年来，我不为作家，写过一些小说。从本质上说，我没有比马桥人做得更多，一本一本的小说，其实就像复查此刻正在做的事情——他量了量我们今天挖洞的进度，松了口气。“口都要闭臭啦，讲点白话吧。”他丢掉扁担，伸了伸胳膊，兴高采烈地一笑。
洞里很暖和。我们不用加衣，膝盖抵着膝盖，斜躺在松软的散土上，盯着洞壁上飘忽的昏灯。
“你给我讲一段么。”
“你先讲。”
“你先讲。你看了那些书，肯定看了好多白话、”
我觉得这句话好像有点问题，但不知如何更正。
“好吧，我讲一段本义的笑话算了。上个月搞民兵训练，你开会去了。他窜到晒谷坪来，说我的口令喊得没有劲，要我站在边上，看他是如何喊的。他喊‘向左转’，又喊‘向右转’，喊‘向后转’，最后喊‘向前——转’。六崽他们几个身子几歪几歪，不晓得要如何向前转，本义就瞪大眼睛，朝地下画着圆圈，说你们车过来呀，车过来呀——”
复查哈哈大笑，脑袋砸到洞壁上。
“好，我也来说一个吧。”他兴冲冲地润了润嗓门，说起一个鬼故事。他说双龙那边有一个人，傍山造屋，造了一个高高的吊认他住在楼上，有一天晚上一觉醒来，看见窗户外有只脑壳东张西望，以为是孩，后来一想不对头，他是睡在楼上，窗户离地足有两米来高，这个贼如何有这么长的脚呢？他摸到手电筒，猛地一打开，你猜怎么样？
“怎么样？”我寒毛竖起来了。
“这个贼没有眼睛，也没有鼻子嘴巴，脸上是个光板子……
洞口有了脚步声。听一听，知道是房英从家里转回来了。她刚才说回去拿一点粑粑吃。
复查撕着手里尚有热汽的粑耙，笑着说，“我们在说鬼，你听不听？”
她急急地“嗯”了一声，脚步声朝黑暗中进去。
“外面有鬼呵，你不怕？”
脚步声停止了。
复查嘿嘿一乐。
“外面落雪了吧？”
没有回答。
“快天亮了吧？”
还是没有。
“好了好了，我们不说鬼了，你坐进来些，这里暖和。”
静了片刻，悉悉娑娑的声音近了一点。但我还是没有看见房英，只有她鞋上的一个金属扣环浮出黑暗，闪烁了一下。于是我知道她的一只脚离我不远了。
不知什么时候，脑门顶上有咚的一声，过了一阵，又沉沉地咚了一下，震得灯火一晃，但声音不像是来自脑门顶，而是来自前面，或者是左边，是右边，是所有的方向。复查神色有点紧张，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不晓得。他说这上面是山，是晚上，不应该有什么声音。我说是不应该有什么声音。他说是不是我们挖到坟墓里来了？真地要碰到鬼了？我说我不信。他说老班子们说过，天子岭上原来有一个洞，可以通到江，是不是我们也要挖通了？说不定外面就是北京，或者美国呢？我说亏你还读了中学，这才挖了几十米？恐怕还没有挖到本仁家旁边的那个粪棚子。
他惭愧地笑了笑，说他有时候百思不得其解，隔好远，为什么永远就是那么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