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清兵长驱直入，“塞马竟如归”的呢？诗人在金陵长啸于高岸盘桓于山林，面对“深深建业水”，感到“欲饮转伤神”。对于已经“鼎湖龙不归”的明朝，只有“时时一回首，血泪尽情挥”了。
吴嘉纪结交的朋友中，颇有明朝的“遗老”，比如诗人方文，吴嘉纪有《送方尔止》诗，情绪惆怅悲凉；又比如画家龚贤，早年从金陵移居广陵，清初又移回金陵，吴嘉纪有《寄题龚大野遗新居》等诗，诗中抒发的也是处在改朝换代之下的无奈与感慨之情，所谓“百感从中来”；再比如屈大均，从事过反清活动，吴嘉纪有《送友人之白门》诗，其中有“流泪有何用？志士成荒丘”之句，说明他同情屈大均他们的反清复明事业，但这事业的凋残无望已经很显然了。
吴嘉纪悲叹明朝失国，立场和视角不过是一介平民，他并不认为自己能在“抗清复明”中发挥什么作用。吴嘉纪与顾炎武相比，只能说处在一种政治的“边缘”上，定位他是平民诗人更为恰当，他的悲愤是高于和深于“遗民”的意义的，但在他的“姜桂气”的诗篇下面，同样有一颗“金石”般的烈士之心。
吴嘉纪早年也可能从事过“抗清复明”，只是他后来把这些行迹都尽可能抹去了，他的《陋轩诗》中没有40岁之前的作品，原因可能在此。
五，志。吴嘉纪的“志”，第一是政治抱负方面的。他的《大姊没百日》诗最后一首写道，“仇怨吾未报，草间甘老死。悲歌邻里愁，姊也颜色喜”，他有大仇未报，悲歌使邻人听了都发愁，但姐姐听了却感到高兴。接下去写他因得到姐姐的“感知”而“泪下如秋水”。姐姐去世了，“我今击剑歌，赏音谁复是？”他的击剑歌当然仍是因为“大仇未报”，这仇到底是什么内容？答案在这样三句里：他的姐姐“愿弟为词人，愿弟为烈士”，还说他的姐姐“不惭聂政姊”（聂政是《史记&；#8226；刺客列传》里不顾性命敢于血刃的刚烈之士）。后来，他在《之东亭访吴楞香》中称自己是“轩然老烈士”，在《垂钓行答郑绛州》中说自己“壮志犹存貌已老”，说自己“敛抑猛气上小舟，天海之际垂钓钩”，在《寄答席允叔》中说自己“沧浪销我雄心尽，一曲渔歌涕泗流”，在《赠陆悬圃》中说自己“蓬蒿销志气”，并认为用毛笔不如用宝剑痛快，“毛颖困豪杰，吴钩报恩仇……草殷敌人血，腰悬仇家头”。他还有《读荆轲传》诗写他读了荆轲刺秦皇故事后，“提出匣中霜雪刃，忽见荆轲一片魂”，情绪十分激烈。以上这些，使我们有理由说，他的“大仇”，是指向清朝的。如果说吴嘉纪可能曾是参与“抗清复明”的勇士，这些诗句就是他没有抹尽的痕迹。从《晒书日作》可知，吴嘉纪本来可能薄有家产，而在明清之际兵乱中失尽，“十年戎马斗中原，产破无聊归荜门”，他并不是一直就在“荜门”里，而是“产破”之后才归来的，从此他就过着“久困形容丑，经史换瓮飧”的孤洁而贫苦的生活，“产”未破之前的十年，可能就是他参与“抗清复明”的十年，“产破”就是暗指“抗清复明”事业的失败。他说过自己“又未获从李广游，弯弓射虎南山头”（《垂钓行答郑绛州》），可见，他并不是手握刀剑相搏的人，而只是某种政治活动的参与者。
吴嘉纪认为自己本来能做管仲乐毅这样大有作为的人，这几乎是诸葛亮式的宏大抱负了。这个大志写在哭他的老师的诗中，不是随便的，因为他的老师本来曾这样寄希望于他，可是一切都被清灭明的现实打破了：“管乐成虚愿，荆高匪我俦。放歌悲失鹿，蹈海看闲鸥。门巷青蒿塞，江河落日流。师亡吾已老，壮志复何求”。其“虚愿”二字，说明着老师对他的希望和他自己的大志；而“荆高匪我俦”，是说像刺客荆轲高渐离那样去与清朝硬拼，是不适宜的；至于“放歌悲失鹿”，则明明白白指着清灭明这件事。这样，他只有“蹈海”，隐居海滨乡野的草庐，守着贫穷，写着他悲冷的诗篇。
第二个方面的“志”是写诗。吴嘉纪对于作什么样的诗，有他的理性考虑。在《赠别李艾山》诗中，他指出“时俗昧其本，纷纷竞词华”的不良诗风，认为这样写出来的诗如同“蛙鸣”一样。有责任的诗人当有孤高独立的精神，让诗歌回到“正始”，也就是回到《诗经》的现实主义之路上去。吴嘉纪的诗歌之“志”，在他的时代，特别可贵和正确。在这方面，他是自许的，他说“李杜韩苏后，吾曹气颇雄”。
（关于“正始”一词，歧说无非二类，一为实指，一为虚指。实指者，即指魏废帝曹芳的年号，在文学史上习惯以正始文学泛指魏末晋初的文学及其风格，彼时文人避祸，谈虚言玄，不议政治，诗歌也就不言忧患民生，而写个人幽思，告别悲凉慷慨，转向旨深意晦。鲁迅与正始年代有某种共鸣，其小说《狂人日记》以及一些杂文，即张扬阮籍嵇康式的独立人格与深思雄辩的力量。
上述实指，人皆言之，我觉得还有虚指，是指“正始”一词的多义性，如引申义、比喻义等，比如，高凤翰《砚铭》说，“上井田，下秦玺，破阡裂陌，赢失其理，吁嗟文亦有正始”，这里的“正始”是指政治上的正统。清代《白雨斋词话》卷八之六五说，“自乾嘉以还，追踪正始者，时复有人，是衰者可以复振，亡者犹有存焉者也”，这里的“正始”，似指“文以载道”的正统，含文学现实主义精神。）
吴嘉纪认为作诗还要汲取陶渊明的清淡与真纯。“陶潜重其腰，慷慨归乡井。有田须自耕，举室无宿廪。吟咏喜身逸，辛苦逢岁稔。酒熟秋气佳，黄花秀挺挺。茅檐聚素心，言笑到酩酊。客去枕肱卧，梦寐优游甚”。这样的生活态度，正适合他的情况，所以他推崇陶潜。他在《与仔靖弟》的诗中说，“时俗攻文艺，腐气销清真。悠悠三百年，章句困煞人”，他主张“清真”，他认为真纯自然的文艺精神，被三百年来的“章句”也就是八股气销磨殆尽了。
前人指出，吴诗“不得指为何代何体，要自成其为野人之诗”，就是说，吴嘉纪上承《诗经》开辟的传统，又在继承中有了发展，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人风格。《陋轩诗》的艺术特色可列出这样几条：
1，比杜甫既有所不足也有所深入的现实主义。杜诗被称为诗史，因为他的诗篇紧密关心着当时唐朝内乱之下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吴诗由于诗人生活于海滨一隅，因此诗篇内容不及杜诗广阔，但因为诗人自己就是无数穷民中的一个，他的诗篇表现这一隅人民包括他自己的穷困生活，也更为深入更为细致。
2，取法陶诗的清真而扬弃陶潜的飘逸。吴嘉纪像陶潜一样隐逸到了乡间，但陶潜虽然种地，虽然与野老共饮，但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野老穷民莫测高深敬而远之的，吴嘉纪有时也想达到这样的境界，但终于无法有这等的飘逸轻松，他的家世与本人的地位处境，以及他的人生抱负，都与陶潜有着不同，他是不能也不必跟陶潜一个样子的。
3，吴嘉纪诗篇从他立足的一隅，提炼出了只属于他的诗歌意象，形成了只属于他的诗歌内容，以及只属于他的诗歌风格，这一切，都带有鲜明独特的地域自然特色和文化特色，任何别的诗篇无法取代。
4，吴诗以白描为主，他的诗篇描绘出了一幅幅悲凉凄惨惊心动魄的图画，这不是用典所能做到的。吴嘉纪与人赠答的诗篇也有用典之处，比如，“杜诗”是汉代的一个好官，人民仰之如父母，同时，“杜诗”一词又是“杜甫诗歌”的缩写，他就把这个典故用在《望君来》诗中，“不有杜诗，谁为说胸臆”，两层意思并用，既表达人民对好官的期盼，又暗指自己的这首诗也就是杜甫式的诗篇，浑然贴切。
前人说吴诗特色的关键词语有“冰雪，甘露，幽香，热肠”，这是吴嘉纪作为“平民诗人”和作为地域文化表现者的总特点，是诗魂“真善美”在他的诗歌中的体现。
又记：从《赖古堂集》提供的《年谱》、《行状》、《行述》，参照《陋轩诗序》等文可知，周栎园吃官司是在福建任上，得罪了“浙帅”与“闽帅”。在刚刚统治华夏的大清顺治年间，这两处封疆大吏当是满清贵族担任，他们出于私心罗织罪名诬告于周。他们的诬告到达顺治帝面前时，周栎园正好在皇帝面前述职，并且因为一向的政绩而得到提升。于是他突然一个跟头从天上栽了下来，“革职赴闽质审”，这时四十四岁。周从此陷入这场官司达六年之久，至五十一岁结案获释。他先是被羁押刑部，后来正式入狱。福建省因此案受牵连的有千人，或有被拷打折磨死在狱中者，可见这事情闹得不小。直到康熙元年，周栎园才得解脱。在他吃官司的这六年中，他的父母和他的一个儿子相继病亡，真是“祸不单行”，其痛苦可想而知。
周栎园获自由后“游吴越”，到了扬州，于是见到了十三年没有见面的汪舟次，发觉汪诗比十三年（己丑）前作得更好了，汪就跟他谈起了吴野人，这样才发生了他与吴野人的见面并从此产生了最为深厚的友谊。而吴嘉纪《管鲍篇呈汪舟次》诗说过，他跟汪舟次初识是“己亥”年。查这一年正是周栎园吃司期间，周栎园《年谱》说，“己亥，四十八岁，刑部讯未结，乃结庐于白云祠，日赋诗著书……时狱事方急，亲友星散”，可见，吴野人此前只能是在汪舟次处读到过周栎园的诗篇，至多是神交而已，而周正在刑部吃官司，并且官司很大，亲友星散，很难说结局如何。三年后周出狱，游扬州，他才有机会见到周本人。
周栎园《陋轩诗序》写到的初见汪舟次是十三年前，这次见面已经是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