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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里，一股失望的心情涌上心头。因为我知道，从前的那些兄弟们，有一天可能也会被关到这所囚房里来。他们也会从这窗户看出去，但只注意到窗上这些帮派的名字，而永远不会欣赏到外面一朵云的美丽。此刻的我，至少已不会为一些愚昧无稽的事来烦心，而是能怀着感恩之情，凝视着窗外的一片云朵。
博物馆之旅
小白的文章令我感到十分震撼。那晚杜安和我离开时，我的心仍因此而剧烈起伏着。我们走过院子时，杜安指着不远处站着的一个女人，她有着短短的白发，戴着金属框眼镜，正和一群天主教会的义工们谈话。
“那位是郝修女，”杜安说，“她就是说服我来教写作课的人，如果你对这个地方有什么疑问，问她就知道了。”
郝修女一看到我和杜安，就和义工们道别，朝我们走过来。“你一定是马克，”她说，“我们很高兴你能够来参观。”
郝修女快七十岁了，但外表看起来足足年轻了至少二三十岁。她有着动人的微笑和悦耳的嗓音——我应该对她立刻有好感的，但她既是修女又在管训院工作的身份让我有些迟疑。她令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一部叫作《越过死亡线》 （Dead
Man
Walking）的电影。我其实没有真正看过这部电影，但晓得它的内容很不合我的胃口。
即使在这部片子里苏珊莎兰登饰演为罪犯付出心力的修女（她因此得了奥斯卡奖），它仍然引不起我的兴趣。问题在于故事的情节：一位修女祈祷上帝给予指引，许愿终身奉献给需要帮助的人们。修女后来遇见西恩潘所饰演的一个杀手死刑犯而决心帮助他。我想不通的是，除了这个可恶的冷血杀手，难道没有更需要她帮助的人吗？因此我在录像带出租店改租了另一部《杀无赦》 （Unforgiven）来看。
这才是我想看的电影！虽然这部片子也是探讨复仇意识的具有道德性争议的问题的，但当片尾克林伊斯威特喝醉酒，努力追捕那个滥用私刑的虐待狂时，观众都是支持他的！如果片中出现个修女讲一堆大道理来劝阻他的话，观众可能会感到非常不满。
“你对写作课的印象如何？”郝修女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我问道。
我回答说：“ 和以前我上过的写作课很不一样，我相当喜欢。”
修女听了似乎很高兴，但仍然紧盯着我瞧。她的眼神让我想到四个字：柔中带刚。这是中国武术家用来形容力量的词语，表示达到一种理想的境界。
“那你觉得这些学生的文笔如何？”
回答这个问题时，我试着不让激动的心情表露得太明显。我提醒自己，虽然这些孩子的文笔令我刮目相看，但他们可都是少年犯啊！老实说他们的写作技巧并不纯熟，乍看之下更是错字连篇！但我扪心自问，他们的文辞前后一致吗？写的主题是否对他们真正有意义呢？写作的方式能不能吸引读者？作品可以反映出他们真的在“思考”吗？答案都是肯定的。而且至少在课堂上，没有人用低俗的字眼批评别人的母亲！如果我以前教的学生像这些孩子一样努力的话，我现在可能还愿意继续教下去也说不定。我就这样滔滔不绝地告诉郝修女我的感受。
“你告诉这些孩子你的想法了吗？”郝修女问我。
“告诉了啊！”
修女先前拘谨的态度顿时改变，她热烈地对我说：“你可能无法想象，这些孩子在这种地方听到你的赞美，意义有多大！今晚你可能已经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我们朝停车场走去的路上，郝修女解释她在这所管训院传教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少年司法单位以处罚代替感化的趋势，让她觉得光是教会的力量并不够，于是她暂时放下传道的角色，全心推动教育倡导和策办义工服务的工作。而修女最投入的活动，是她和一位叫韩凯伦的作家共同创办的写作课程计划。这个计划才实行了一年，仍在草拟阶段，而杜安开的课已使参加人数增加了一倍。郝修女还向我保证，总有一天要让管训院内的每一个辖区都成立自己的写作班。
“ 我们这项计划的主题，是打开心里的盒子，目标是透过写作，让这些年轻人有机会表达自己，并知道有人愿意倾听他们的心声。凯伦和杜安不会规定学生该写些什么，也不在课堂上抨击帮派、犯罪或毒品的不是。两位老师的责任只是‘聆听’。他们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并将个人的想法写出来。成果你也看到了，你大概没想到关在这种地方的孩子会写出这样的文章吧？”
我们走到停放的车旁，郝修女拿下胸前的识别证放回皮包里。“ 注定该发生的就会发生。你必须自己做决定，而不是被别人强迫的。”她对我说。
“什么决定？”我问。
“我先跟你说好，即使你一个月只能抽空来上一两次课，我们也可以配合的。千万不要觉得有压力。”
一旁的杜安笑了。
和修女谈完话之后的那几天，我的确一直试着不要被任何压力左右我的思考。我还换了本新的记事簿，写下我内心的挣扎：
不想蹚这趟浑水的理由——
万一有个学生没有父亲，对我这个老师产生过度的依赖，获释后跑到我家来要我帮他戒毒或脱离帮派，我该怎么办？
种族意识的老问题：这些有色人种的孩子向来受到歧视，现在又被监禁在这里，找个像我这样生活顺心的白人老师高谈写作艺术的重要性，他们会做何感想？
艺术对他们的帮助似乎不大。
可以一试的理由——
反正写作不见得对他们有什么效果，我也不用担心教不好的问题。
虽然我是白人，有人肯当义工老师总比没有的好。
如果这些孩子中有哪个获释了，应该不会想搬到我住的葛伦达市（洛杉矶近郊的城市）。
我考虑了一个星期，不仅猛写笔记还常常失眠，但仍然无法得到结论。最后是我太太帮我下定了决心。我向她说明这个教课的机会，并列出所有赞成和反对的理由后，她对我说了一句：“你赋闲在家的时间太多了，是该多出去走动走动！”
“你会做得很好，一切不会有问题的。”我和郝修女通过警卫室时，她语气坚决地对我说。我看到里头的警卫又在打呼噜了。“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坦诚地面对学生，其他的就顺其自然了。”
我注意到每次郝修女说话时，她就会停下脚步，好像要把注意力全放在谈论的主题上面。而我则比较习惯一边讲话一边往前走。为了配合她的步伐，每当她说话时我就只好原地踏步。
“这些孩子正处于危机当中，”她继续说，“大部分的孩子没有机会从成年人身上得到引导和注意力。所以他们加入帮派一点也不奇怪。帮派让他们觉得有制度和归属感，也给他们机会证明自己的能力。如果我们不能提供给他们更好的东西，怎么能和帮派竞争呢？”
“你也看到这个地方了——简直糟糕透顶！这里一切都在解体中，令人沮丧又没有安全感。这些孩子待在这样的地方，得到的是什么讯息？还不就是感觉自己是一群被社会遗弃的垃圾！如果我们不做些改变，就真的是太没良心了！现存的勒戒管训制度对这些迷途少年的帮助实在太少，我们已经放弃希望了。”她的声音本来因愤怒而颤抖着，随后表情又柔和下来。她拍拍我的肩膀说：“这就是为什么凯伦和杜安所做的事如此重要。现在又有你的加入，会让一切变得不同的。”
杜安曾说郝修女是他见过最有说服力的人，以前我还不能体会，现在终于明白了。然而我迟疑的原因是：虽然我还没有见过凯伦，但我知道自己没有杜安教书的本事。他似乎用心电感应就能把这些孩子教得像模范生一样。我参观他上课的一个小时内，他只说了不到二十四个字，就能把他做老师的热忱、同情心和权威感完全表达出来。那晚我坐在他身边，感觉自己好像参加牛仔竞技大会上的菜鸟，隔壁却坐着苏族人的传奇英雄，一身绝技令我自叹弗如。（译注：苏族是北美印第安人中最大的一族，昔日多居住在美国中西部达科他州地区。）
郝修女听完我的疑虑，停下脚步说：“杜安的确有一种特别的天赋，但你也会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方法。其实原则只有一个：这些孩子希望自己对某人而言是重要的。他们想取悦大人，和周遭人和谐相处，也想以心中崇拜的人为模范。只不过大部分的孩子都被洗脑了，认为自己无可救药，没有这种能力。”
在继续前往上课地点的路上，郝修女眼光落到我身后，向院子另一头走来的人挥手招呼。那个人显然故意走草地而不走大路，以避免遇上我们。
“那位是工作人员之一，我来帮你介绍。”她对那人喊道：“史先生早！”
“早啊！郝修女。”那位史先生戴着一顶黑帽，留着胡髭，响应了修女的招呼后仍继续走他的路。
“别害羞嘛，过来跟我们聊一下，我想要你认识一个人。”
他调整一下帽檐，扮了个鬼脸，就向我们走过来。
“史先生，这位是马克索曼先生。他是一位知名作家，有一本作品还得过普立兹奖呢。”
我感到受宠若惊又有些不好意思。“很多书都被提名，我也只是其中一个而已，没有真的得奖。”
“你本来就该得奖的。”郝修女仍兴高采烈地说，“马克将要在K/L辖区开一个写作班。”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