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斯也有过类似的高见，“要想推翻一个已经存在的社会根基，没有比摧毁它的货币体系更轻松、更稳妥的办法了。”一套完备的政策体系，同时也要求政府官员高瞻远瞩，仔细考虑会涉及每个公民的经济立法工作，而不是仅仅考虑眼前。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通过观察得出结论，“那些可以尽情享受和平、幸福和繁荣的国家，会尽量不用法律去干涉公民的私人事务。”伟大的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有句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将会多次提到这七个基本的准则，正是由于它们的作用，才使得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力量。未来属于健全的经济学。
七个基本的经济学准则（3）
经济学家常用的重要方法
经济学家创造了许多非常实用的调查工具，并且利用它们取得了许多新成就，这些工具包括：实证研究、数据挖掘、模拟仿真、实验、制度激励以及测试理论是否可行的统计方法。经验主义方法和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尚属新生事物，它们正逐渐改变着这个行业，尤其是越来越普及的计算机，为复杂数学模型的运算提供了便利，更是令传统经济学焕然一新。一直以来，人们对于如何获得新知，以及如何构建更适合的政策还存在着广泛的争议。诸如，经济学家应该花费精力去研究纯粹的演绎推理和理论性特别强的抽象方法吗？或者经济学家应该热心于假定的数值试验和数值挖掘技术吗？以我个人之见，那些选择了后者的人，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更大。
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也创造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工具，主要是通过借鉴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达到为个人和社会所用的目的而获得的。这是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向其他社会科学取经的例子之一，而不是我们通常所看到的，其他社会科学向经济学学习，正如我们将在第一部分看到的，这种相互作用、相互学习所产生的影响意义深远。
由于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应用经济学家从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历史上几个成功的经济学案例吧！
投资者能赢得市场吗？
应用经济学领域的第一次突破源自金融理论，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哈利·马科维兹（Harry Markowitz）在1952年3月写了一篇关于最佳证券投资理论的文章，发表在《金融学杂志》（The Journal of Finance）上，这是第一次有人把股市风险和组合证券投资选择这样的经济学概念定量化，这一新的经济学方法促生了现代的组合证券理论，引进了三个新概念：（１）投资者如果不愿承担更高的风险，就不可能期待获得高于平均利润的收益；（２）多元化投资能在减少风险的同时增加收益；（３）市场是相对有效率的，意思是说，短期而言，股市的价格实际上是不可预测的，而长期来说，要想获得高于平均利润更多的收益，也是相当困难的。这个观点就是众所周知的有效市场理论，这一理论是经济学界的一次革命，不过它现在已经被学术界普遍认可。虽然，我们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将会看到，经济学家正在千方百计地寻找新的方法，试图改变这个最初的观点，但是不管怎样，也已经找到了几条战胜股市、赚取利润的方法。
不过，华尔街的经理人却对这些来自象牙塔里的观点不屑一顾。尽管这样，从马科维兹的第一篇有关于此的论文开始，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已经被越来越多的金融经济学家的研究所证实。而且，股票市场指数基金，这个由有效市场理论带给我们的最大的收获，也是经济学家的最爱，现在已经是华尔街最大的一种共同基金。
公共选择理论：改善型的新政府
1962年；弗吉尼亚大学的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k）合著的《共识的数学分析》（The Calculus of Consent）一书出版，这本著作彻底改变了政治学家对财政学和*制的观点。如今，公共选择理论已经成为每个学习经济的学生必修的一门课程。
布坎南及其他研究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政治家和企业家一样，以自我利益为导向，他们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制定种种政策，目的都是为了自己在任职期满后可以重新当选。可令人遗憾的是，激励和约束这类市场规则总是迷失在政治的漩涡里，选举人几乎没有意识要主动去控制立法者滥用职权，而后者往往却和强大的利益集团保持同步互动。结果就只能是，政府通过制定一些代价高昂、浪费严重的规则，一面向普通大众征税，一面又将这些收入补贴给商业特权阶级。
公共选择学派改变了这场从“市场失灵”到“政府失灵”的争论。布坎南和他的同仁们为被误导的公共部门提供了一系列的政治宪制，并要求他们迅速改变这一状况。这些宪政主要有：保护少数族群的权利，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设置任期限制，要求对绝大多数人提高纳税额。
经济学进入法庭
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APosner）是一位经济学家，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执教，并于1933~2000年间担任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七巡回审判庭的主审法官。1972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的著作。该书综合了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加里·贝克尔、弗雷德里克·哈耶克以及芝加哥大学其他知名经济学家的思想。现在，“法律和经济学中心”已经在很多大学安营扎寨，波斯纳法官说，“法律的每个领域、每个机构，律师的每个案例、每个客户，法官还有立法者，现在或者过去——甚至自古以来——都是进行经济分析的学者磨坊里的谷物。”
经济学家将成本收益分析和社会保障理论应用于各类法律议题中，包括：反垄断、劳动力问题、歧视问题、环境问题、商业规则、惩罚奖励制度等等。在本书的第15章中，我们将一起探讨一些受到个别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例如，犯罪和惩罚的关系、金钱惩罚的效果，以及隐蔽武器许可证法令和允许人们拥有枪支是否能减少犯罪。经济学家总是被叫到法庭上论证此事，这还真是个不错的收入来源。
芝加哥学派的加里·贝克尔是将价格理论用于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先驱，他的研究领域涉及教育、婚姻、种族歧视、慈善机构以及药物滥用等社会问题。难怪他把自己出版的一本面向普通公众的书命名为《生活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Life）呢。但是贝克尔也提醒大家，“这本书并没有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而且，有些批评家的批评甚至还非常“恶毒”。数十年后的今天，情况却已经大不相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效仿贝克尔的这本著述，试图找到解决某些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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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概要
经济学家在其他学科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学科有会计学、历史学、宗教学、管理学、公共基础设施学、社会学，甚至在拍卖设计方面，经济学也有所建树。本书提供了大量案例，向读者们展示经济学的工具是如何解决个人、社会乃至国家的问题的。
第一部分主要涉及个人理财，其最重要的信息可能在于个人层面。在这部分的开头，我重点提到了一些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萨勒，罗伯特·希勒，杰里米·西格尔，戴维·斯文森和布里吉特·马德里恩（Brigitte Madrian）］的创新性贡献，这些成果改善了人们的财务状况——增加储蓄，减少负债，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等。在这部分我也提到了智利的私有化公共退休金系统，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是否应该采取措施，从根本上变革他们的社会保险计划等问题。第一部分还包括了对“幸福”经济学的一些观点，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
第二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关于经济学对企业管理和会计学的影响，尤其是引进了“经济附加价值”（EVA，Economic Value Added）这一概念，它是经济学家用来测量投资价值和公司经营状况的又一创新贡献。我还为读者讲述了科氏工业集团（Koch Industries），这一全球最大的私人公司的故事，告诉你天才创造家查尔斯·科赫和其他特立独行的CEO们；是如何被“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 和弗雷德里克·哈耶克，以及约瑟夫·熊彼特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
第三部分向您展示了经济学家取得的一些让人兴奋的成就，主要涉及道路拥堵、医疗保健、公共教育、犯罪等领域，以及其他公共领域里被人频繁提及的问题。我还提到了一些经济学家在拍卖设计领域取得的一些非凡的成果，比如，如何在谷歌、eBay及政府机构的拍卖活动中，让买卖双方双赢而归。另外，我还讲了三个经济学家协助破解悬案的惊险故事。
关于毒品战争的问题并未出现在第三部分，我本来是打算在这一颇富争议的议题上花些笔墨的。正是这个议题数十年来吸引了几代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尤其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加里·贝克尔、史蒂芬·列维特及芝加哥学派的其他成员对此事更为关注，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从法律的角度开始研究这个议题。不得不承认，我们在毒品政策上取得了一些进步，包括：一些州将医用大麻合法化，减少对未成年人非法使用毒品的逮捕，对毒品犯罪采用更灵活的量刑方式等。但是，显然，经济学家在这些改变上的贡献似乎并不大，我曾向哈佛大学经济系的教授请教过，这位教授的专业方向就是毒品问题研究，还著有《毒品战争罪行》（Drug War Crimes）一书。我问他，“经济学家对毒品战争有影响吗？”他的回答是“不太远了”。也许，本书日后的再版会将毒品政策一章纳入其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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