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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热爱社会主义制度，却厌恶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诚然。如土地改革、禁烟禁毒，贯彻婚姻法、爱国卫生等运动，其动机和效果都是好的，但运动一开展起来就如发洪水，大轰大嗡，把人分成被整者与整人者，被整者横遭批斗，无从申辩；整人者心灵扭曲，同样惶惶不可终日，把一切正常秩序都打乱了，弄得人人自危。如果说和平建设是一种正常状态，运动就是一种非常状态，用不断搞运动来推动建设的作法实在损失太大。搞运动的理论依据是斯大林所云“社会主义越发展，阶级斗争越激烈”，这种论断本身就不合常理常情。我们的力量越强大，敌人的力量就必然削弱，阶级斗争也就会越缓和。相反，正是无休止的运动造成人为的阶级斗争形势紧张，挫伤好人的积极性，企图通过政治运动统治思想也会适得其反。民族振兴有赖于思想活跃，一个民族把思想统死了，这个民族也就窒息了。因此，我常常暗想，如果有朝一日不再搞运动，社会主义制度会更加美好、更得人心。
99 1955年的肃反风暴
树欲静而风不止，l955年紧接着批胡适、批胡风，开展了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我在这场暴风雨中亦曾被闪电击倒。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到l955年5月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舒芜发表了胡风给他的信件，经过掐头去尾，分类整理，歪曲解释，加上按语，胡风信件变成了反革命罪证，学术问题一夜之间成了政治问题。接踵而来的是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围攻，声势之大，调门之高，真是从来不曾有过。
5月的一天，川报编委王文同志到理论宣传组闲聊，他说：“5月份发生了两个做梦也想不到的特大新闻：一是铁托成为同志。二是胡风变成反革命。”这位担任过拉萨市委宣传部长的老革命，对这两件事也百思不得其解。
对胡风的批判不断升级，随着三批材料的发表，反胡风运动发展为全国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由理论宣传组组长王石泉负责这项报道，他派我到四川音乐学院组织稿件，并为居民妇女积极分子代写反胡风的文章。有些妇女积极分子对胡风其人一无所知，我只好慢慢启发，捉刀代笔。我也写过《不许胡风继续自我扩张》的稿件，王石泉认为“写得还不错”。当时报社也收到两三封不同意反胡风的信件，均呈送省委宣传部参考。报社内部开始批判文艺组编辑萧红逵，没几天，王石泉等把我也抛出来了。
王石泉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身材消瘦，解放前就编过报，对人不阴不阳，眼光捉摸不定，显得深沉老练，好走极端，貌似平易，暗藏杀机，是个很难相处的人。开始共事时，似乎对我还关心，我无保留地向他坦露思想，说：“自己想入党，请你作介绍人”。他看了我的档案材料，说我读政大时那段历史复杂，需要派人核实，实则竭力阻挠，在思想深处把我当作潜在的竞争对手，寻找时机对我进行打击。我当时毕竟幼稚，涉世未深，出于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敬重，以为凡属党员都是与人为善，诚心诚意帮助同志的，对他丝毫未加防范。批判胡风之初，我向他说过：“这样不分昼夜地搞，似乎打乱了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他狡黠地反问：“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吗？”我点点头。以后他便提出我历史问题严重，阻挠肃反斗争，建议五人小组把我作为小组斗争的重点，使我在一夜之间由同志变成了敌人。
6月下旬的一个晚上，王石泉以组织名义要我对l948年至l949年的历史作全面交待。我坦然陈述，历史清楚，王石泉等人的逻辑却是：政大原属国民党中央党校，和*高级党校同一规格。而*中央党校是地委以上干部才有资格进入的，可见我是国民党地委以上干部，不是国民党员怎么可能进政大呢？我从沈阳到北平是搭飞机去的。在旧中国，什么人才能够坐上飞机，显然是国民党要员，参加革命肯定是乘鱼龙混杂之机潜入革命组织，妄图长期潜伏进行反革命活动；并说我曾盗窃党内文件，拉拢出身不好的青年团员搞什么阴谋活动，我借钱给生活困难的团员是“腐蚀拉拢，高价收买”。把良好的动机说成邪恶，把积极工作说成伪装自己，把联系群众说成“组织人，联络人”，这样的分析我怎么能接受呢？
小组的积极分子们平素与我在一起说说笑笑，现在一反常态，铁青着脸，如私设公堂，或公设私堂，现在一个个成了义正辞严的法官，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似乎他们早有警惕，看清了我是“披着羊皮的狼”，我的每一句话都浸满了毒液，我每一句辨解都是“对肃反的倒算，对运动的猖狂反攻”，而沉默则是“软拖硬抗”。我深深感到一个人一旦被打成运动对象，受到的心灵伤害将终生难以平复。
肃反运动中，报社除留少数人坚持工作，（因为报纸仍需天天出版）多数人卷入运动旋涡，一切都失去了常态。大家被关在报社大院里，寝室也作了调整，资料组组长王传大是我的同乡和政大同学，原独住一间房，这时搬到我住的大房间内，我想大概是专门来监管我的，殊不知他也是审查对象，上面故意要我们住在一起，以便考察我们是否订了什么“攻守同盟”，走廊中另有人监视我们。每隔几天，我们到省委党校礼堂听大报告，路上互相监视，鸦雀无声，充满了压抑感。见到外单位的熟面孔，也无人敢打招呼，互相提防着、戒备着。一次，省委书记李井泉亲自点名团省委杨斧交待和胡风集团的关系，说：“我看你这只臭虫能把共产党的铺盖拱翻？”又喊小教联的李莎交待与胡风集团以及民社党的关系。李莎面不改色，表示下去后作书面交待。我们还多次参加省文联的批判大会，批判者声色俱厉，义愤填膺，但我注意到被批判的茜子、邱漾等并无搞反革命活动的事实和证据，无非是想借机把人的名声搞臭或泄私愤而已。这样大会套小会，斗别人和被别人斗，近两月的车轮大战，我记了厚厚两大本小组意见，近视眼由600度加深到800度，经常闹肚子，人也瘦了一圈。
我先是在理论宣传组和文教组的联合组内挨斗，后来遭到理论宣传组和工业组的联合批斗，报社五人小组的翟静之亲自上阵指挥，穷追猛打，弄得我疲惫不堪，烦躁已极。我也注意到，有几个人自始至终很少发言，来自新训班的白丁只发了一次言：“希望小王端正态度，不要以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态度对待大家。”而颇有才气的*党员王育长竟一言不发，始终沉默。
比我问题更严重的审查对象有李村、张正宣、张白帆、杜晓鹏、朱友柏、萧红逵等，他们被专门关在一间房内，全天写检讨，晚上在一个寝室内就寝，有专人看管。半年后，这些人全部解脱，李村在团小组会上还自我检查说：“作为一个团员，在组织上审查个人历史时我犯了错误，性质还比较严重。”我缄默不语，我本来就没有什么问题，更没有犯任何错误，是你们无反乱肃，有错不纠，我凭什么要装样子作违心的检讨呢！
9月初，我回理论宣传组作编辑工作。王石泉调省级机关肃反办公室，由重庆记者范朗来组上主持工作。范朗是我新训班同学，较我年长，头脑清醒，心地善良。一个星期天，他专门陪我看电影，路上说：“你觉得党不信任你，你还是应信任党，好好工作，将来总会把事情弄清楚的。”我在这段期间系统读了列宁、斯大林著作，特别研究了苏联三十年代肃反的文献，图书室的罗大姐主动借给我《民警少校》、《射击场的秘密》、《红色保险箱》、《秘密路》等肃反小说。我逐渐领悟到，我国的肃反运动是以苏联为蓝本的。那种“大胆怀疑，小组斗争”的搞法势必造成扩大化和灾难性后果。与此同时，我给不少通讯员写了退稿信，编发了一些小品文，用笔名撰写了不少文章，都蒙范朗签发，月终还表扬我工作做得好。
一个下午，五人小组找我正式谈话，我换了一套崭新的毛料中山装，正襟危坐，从容不迫地回答他们的询问。这天组长伍陵不在，由陈杰、苑庄、翟静之、王文四人主持。陈杰说：“今天找你来．是核实一些问题，望你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以利于弄清真相。”翟静之也一改平常咄咄逼人的气势，提出三个问题：1．你在政大就读期间是否参加了反动党团组织；2．罗梦册组织的“自由*社会主义协会”是什么团体，你和它有何关系？3．解放前夕你组织的“黄河社”是什么社团？我说：“我在肃反运动中一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你们总说我不老实，避重就轻。”王文说：“以你今天谈的为依据。”我便对这三个问题一一进行澄清，详细说明我进政大后就读的短暂时期，政大并未发展反动党团组织，我也不知情；我是罗梦册主办的《主流》的读者，只读过两三期，并未参加该组织，也不认识罗梦册；《黄河》是解放前东北同学拟办的一张壁报，以迎接解放为宗旨，只开了一次筹委会，壁报还没有出就解放了。这三个问题都不复杂，为详细说明其背景和证明人，竟用了半天时间。
四位领导似乎心平气和